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内容摘要：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党的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就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创新精神。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理论与实践      创新

创新是一个政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源泉。八十多年来，正是凭借着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经受任何挫折考验，不断成长壮大，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政党。

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仁仁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抛头颅，撒热血，献出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但结果都失败了。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拿起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武器，以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经验为借鉴，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建立了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中，毛泽东认真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潮，没有一个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不能指导中国人民改变中国的面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他高度重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但又深深地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又不迷信本本，认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同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从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实质上就是创新的思想路线和保守的思想路线之间斗争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保守路线。”[3]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断突破已有理论和经验的束缚进行创新，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它“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4]；从而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既不同与欧洲，也不同与俄国的特殊国家里，在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特殊情况下，怎样进行特殊革命的种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问题。”[5]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关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理论创新的目的和根本价值要通过实践创新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把理论创新同实践创新结合起来。毛泽东提醒全党：“革命时期的情况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领导革命胜利。”[6]所以，他要求革命党人不仅要把握革命发展的总体方向，而且应当把握革命进程中每一发展阶段、每一历史事变、每一具体环节的千变万化，并据此不断开拓创新。为了主动地适应这种急速的变化去推动革命的实践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一是注重调查研究，随时把握实践不断提出的创新要求，创造出与实践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形式；二是对实践形式、实践方案既有预先的设计、周密的计划，又不固守这种设计，随时根据实践的急速变化而改变计划：纠正那些完全背离实际的计划，调整、补充、完善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计划，用符合变化了的实际的计划代替只符合原有实际的计划。从两次大的挫折中汲取教训重新奋起；由城市武装暴动转入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两次国共合作采取的不同方式；土地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革命政权组织形式由苏维埃、“三三制”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由工农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和善于在革命实践中开拓革命发展新道路的创新精神。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创新的结果。江泽民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先导。”正是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完美结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课题便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努力，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如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理论等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经典作家个别结论和苏联模式的束缚，虽然他在主观上极力摆脱这种束缚，但实际上却进一步把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神圣化、教条化，违背了创新精神，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了僵局；以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长时间、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创新精神，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种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理论创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7]，进一步将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思想路线问题也高度重视。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在把握科学体系和领会精神实质上下工夫，尤其要在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上下工夫；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8]；在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着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样就将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不断创新的结果，是创新精神的体现。

伴随着思想路线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与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邓小平理论是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例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都是理论上的卓越创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更加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继承和发扬党的创新精神，深刻揭示了理论创新对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八十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9]所以，在学习、阐释、实践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在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如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的论述；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的论述；关于全面认识公有制的含义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的论述；关于科教兴国和科技创新的论述；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关于以德治国的论述；关于扩大基层民主的论述；关于“三讲”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等等，都是理论创新的结果。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探讨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新思想、新观点，并且在党的十七大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坚持、继承和发展，从根本上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当代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实践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在实践中创性地开辟了一条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结合起来，并强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从实践本身中寻找实践发展的新形式。学习理论要精，要管用，要以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他们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党的理论转化为路线、方针、政策去指导、激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新，也善于对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进行理论总结，去进一步推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精神。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农村改革突破后在推向城市，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相应地在政治、教育、科技等领域全面展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国的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创办经济特区开始，然后扩展到中西部、沿江沿边地区，形成了大改革大开放的局面。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特别注意通过实验来进行创新，提出改革创新，要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所以，建立经济特区是试验，开办证券、股市是试验，整个经济改革是试验，整个改革开放都是试验。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试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实践创新过程中的难点、重点，对创新时机、创新内容、创新方式加以适当地选择，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靠的是实践。”[11]可见，坚持实践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指导下的实践创新，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个政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源泉。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政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并将其用于指导实践，不断推动实践创新，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日益走向小康，使我们的国家日益走向繁荣昌盛，使社会主义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在当前这一阶段，我国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有效地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就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创新精神。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简介：

杨华枝，女，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籍贯：河南开封，硕士研究生毕业，教授，全国教育系统优秀工作者，河南省职教专家，现任河南轻工职业学院副校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5．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6．《十七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2006年、2008年。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3]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9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8]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

[9]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6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责编 李林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