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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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缺父亲的全家福（那时父亲远在大西北支援三线建设）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妈”。
“妈，你咋的又不舒坦？ ”
荣成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吗？我常遗憾它之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
一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握机向建筑部门勒索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们一家。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逊”。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两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都干得很累很危险的重活。
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是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了片片的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舍不得花五分或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二十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四十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来，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出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却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则我们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是刚走了。要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这是梁晓声和父亲唯一一张合影。父亲已故去多年，而今忆及，梁晓声依然泪流不止
才三岁多的小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证晚上准能见到妈，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与困顿抵抗，坚持不睡。至夜，母亲方归。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体的样子。
我告诉母亲小妹想她。
“嗯，嗯……”母亲倦得边闭着眼睛脱衣服，一边说，“我知道，知道的。别跟妈妈说话了，妈困死了……”话没说完，搂着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来又哭闹着要妈。我说：“妈妈是搂着你睡的！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枕上深深的头印中，安歇着几根母亲灰白的落发。我用两根手指捏起来给小妹看：“这不是妈妈的头发吗？除了妈妈的头发，咱家谁的头发这么长？”
小妹亦用两根手指将母亲的落发从我手中捏过去，神态异样地细瞧；接着放下在母亲留于枕上的深深地被汗渍所染的头印中，趴在枕旁，守着，好似守着的是母亲……
最堪怜是中秋、国庆、新年、春节前夕的母亲，她每日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五个孩子都要新衣穿，没有，也没钱买。母亲便夜夜地洗、缝、补、浆。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边去冻着，下半夜再取回屋里，烘烤在烟筒上。母亲不敢睡，怕焦了着了。母亲是太刚强的女人，她希望我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没条件穿件新衣服，也要从里到外穿得干干净净。尽管是打了补丁的衣服，还想方设法美化我们的家。
家像地窖，像窝，像上丘之间的窝。土地，四壁落土，顶棚落土。它使不论多么神通广大的女人为它而做的种种努力，都在几天内变为徒劳。母亲却常说：“蜜蜂蚂蚁还知道清理窝呢，何况人！”母亲拼尽她那毫无剩余可谈的精力，也非要使我们的家在短短几天的节日里多少有点像样不可。“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来！”母亲心怀这等美好的愿望，颇喜悦地劳碌着。然而没有个谁来。没有个谁来母亲也并不觉得扫兴和失望。生活没能将母亲变成个懊丧的怨天怨地的女人。母亲分明是用她的心锲而不舍地衔着一个乐观。那乐观究竟根据什么？当年的我无从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是母亲默默地望着我们时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她生育了我们，她就要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从未怀疑她不能够。母亲那乐观当年所根据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终不渝的信念。
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她奉献满腔满怀不温不冷的心血供我们吮咂！母亲啊，妈！我的老妈妈！我无法宽恕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您、体恤您。
梁晓声年轻时的小全家福，和妻子、儿子在一起
是的，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和体恤母亲。我以为母亲就应该是那样任劳任怨的。我以为母亲天生就是那样一个劳碌不停而又不觉累的女人。我以为母亲是累不垮的。其实母亲累垮过很多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几回母亲瘫软在床上，暗暗恐惧于死神找到她的头上了。但第二天她总会连她自己也不可思议地挣扎了起来，又去上班……
她常对我们说：“妈不会累的，这是你们的福分。”
我们不觉得是福分，却相信母亲累不垮。
在北大荒，我吃过大马哈鱼。肉呈粉红色，肥厚、香。乌苏里江或黑龙江的当地人，习惯用大马哈鱼肉包饺子视为待客的佳肴。
前不久我从电视中又看到大马哈鱼：母鱼产子，小鱼孵出，想不到它们竟是靠惯食它们的母亲而长大的。母鱼痛楚地翻滚着，扭动着，瞪大它的眼睛，张开它的嘴和它的腮，搅得水中一片红。却并不逃去，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藉成骸……
我的心当时受到了极强烈的刺激。我瞬间联想到长大成人的自己和我的母亲，联想到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坚忍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她们一无所有，她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仍是坚忍。除了自己的坚忍，她们无可依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她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她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男儿，这是人类最最持久的美好啊！
二
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停在商店门口的马车所吸引。瘦马在荫凉里一动不动，仿佛处于思考状态的一位哲学家。老板子躺在马车上睡觉，而他头下枕的，竟是豆饼，四分之一块啊！
我同学中有一个是区长的儿子，有次他将一个大包子分给我和几个同学吃，香得我们吃完了直咂嘴巴。
“这包子是啥馅的？”
“豆饼！”
“豆饼？你们家从哪儿弄的豆饼？”
“他爸是区长嘛！”
我们不吭声了。
豆饼是艰难岁月里一位区长的特权，就是豆饼……
1974年，梁晓声离开兵团在上学的公共汽车上
我绕着那辆马车转了一圈儿，又转一圈儿，猜测那老板子真是睡着了，就动手去抽那块豆饼。老板子并未睡着，四十来岁的农村汉子微微睁开眼瞅我，我也瞅他。
他说：“走开。”
我说：“走就走。”
偷不成，只有抢了！我猛地从他头下抽出了那四分之一块豆饼，吓得他的头在车板上咚地一响。他又睁开了眼，瞅着我发愣。我也看着他发愣。
“你……”
我撒腿便跑，抱着那四分之一块豆饼，沉甸甸的。
“豆饼！我的豆饼！站住！……”懵怔中的老板子待我跑开了挺远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边喊边追我。
我跑得更快了，像只袋鼠似的，在包围着我的家的复杂地形中逃窜，自以为甩掉了追赶着的尾巴，紧紧张张地撞入家门。
母亲愕问：“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豆饼？”
我着急忙慌，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妈，快把豆饼藏起来……他追我！……”却仍紧紧抱着豆饼，蹲在地上喘作一团。
“谁追你？”“一个……车老板……”
“为什么追你？”
“妈，你就别问了！……”
母亲不问了，走到了外面，我自己将豆饼藏到箱子里，想想，也往外跑。
“往哪儿跑？”母亲喝住了我。
“躲那儿！”我朝沙堆后一指。
“别躲！站这儿。”
“妈！不躲不行！他追来了，问你，你就说根本没见到一个小孩子！他还能咋的？……”
“你敢躲起来！”母亲变得异常严厉，“我怎么说，用不着你教我！”
梁晓声大学讲座后与学生在会场交流
只见那持鞭的老板，汹汹地出现，东张西望一阵，向我家这儿跑来。他跑到我和母亲跟前，首先将我上下打量了足有半分钟。因我站在母亲身旁，竟有些不敢贸然断定就是我夺了他的豆饼，手中的鞭子不由背到了身后去。
“这位大姐，见一个孩子往这边跑了吗？抱着不小一块豆饼……”
我说：“没有没有！我们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怪了，明明是往这边跑的啊！”他自言自语地嘟囔，我挺大个老爷们儿，倒被这个孩子明抢明夺了，真是跟谁讲谁都不相信。”他悻悻地转身欲走。
“你别走。”不料母亲叫住他，说，“你追的就是我儿子。”
他瞪着我，又瞪着母亲，似欲发作，但克制着，几乎是有几分低声下气地说：“大姐，你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想怎么你的儿子！鞭子……是顺手一操……还我吧，那是我今明两天的口粮啊……”一副农村人在城里人面前明智的自卑模样。
母亲又对我说：“听到了吗？还给人家！”我悻悻地回到屋里，从粮柜内搬出那块豆饼，不情愿地走出来，走到老板子跟前，双手捧着还他。他将鞭杆往后腰带斜着一插，也用双手接过，瞧着，仿佛要看出是不是小了。
母亲羞愧地说：“我教子不严，让你见笑了啊！你心里的火，也该发一发。或打或骂，这孩子随你处置！……”
“老大姐，言重了！言重了！我不是得理不让人的人，算了算了，这年头，好孩子也饿慌了！……”他反而显得难为情起来。
“还不鞠个躬，认个错！”在母亲严厉目光的威逼之下，我被人按着脑袋似的，向那车老板鞠了个草草的躬。
我家的斧头，给一截劈柴夹着，就在门口。车老板一言不发，拔下斧头，将豆饼垫在我家门槛上，嘿嘿几下，砍得豆饼碎屑纷落，砍为两半。他一手拿起一半，双手同时地掂了掂，递给母亲一半，慷慨地说：“大姐，这一半儿你收下！”
“那怎么行，这是你的干粮啊！”母亲婉拒。老板子硬给，母亲婉拒不过，只好收了，进屋去，拿出两个窝窝头和一个咸菜疙瘩给那车老板。又轮到那车老板拒而不收，最后呢，见母亲一片真心实意，终于收了。从头上摘下单帽，连豆饼一块儿兜着，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倒反过来占了你们个大便宜，怪不像话的！……”他在围困着我们家的地基壕壑、沙堆、废墟和石料场之间择路而去，插在后腰带上的长杆儿鞭子，似“天牛”的一条触角。
梁晓声在第十届百花奖获奖后与毕淑敏等获奖者合影
“你呀，今天好好想想吧！”直至吃晚饭前，母亲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理睬我，也不吩咐我干什么活儿。而这是比打我骂我，更使我悲伤的。端起饭碗时，我低了头，嗫嚅地说：“妈，我错了……”
“抬头。”我罪人一般抬起头，不敢迎视母亲的目光。
“看着妈。”母亲脸上，庄严多于谴责。
“你们都记住，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偷和抢，就让人恨了！别人多么恨你们，妈就多么恨你们！除了这一层脸面，妈什么尊贵都没有！你们谁想丢尽妈的脸，就去偷，就去抢……”母亲落泪了。
我们都哭了……
三
淫雨是停歇了。瘦叶是静止了。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瞅着想念母亲的我。邻家的孩子在唱着一首流行的歌：
杨树杨树生生不息的杨树，
就像那妈妈一样，
谁说赤条条无牵挂？……
由我的老母亲联想到千千万万的几乎一代人的母亲中，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们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写来，都是些充满了苦涩的温馨和坚忍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之愀然是为心作。
妈！……
遥远地，我像山东汉子一样呼喊您一声，您可听到…
（根据《梁晓声自述》摘录）
（2016.02.01-16 第03-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