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创 呼唤进入土地内部的真实书写

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应该避免观念先行、概念图解，更要摒弃书斋里的主观想象和凭空臆造，应该立足于土地上的阳光雨露和“原生态”的乡土情感，老老实实地抒写从大地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令人类感同身受的乡土经验，也就是说，要进入土地内部，对乡土世界进行本真的、全息式的描绘，揭示出乡土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虽创作活跃、成果繁复，但也存在着很大问题，集中在一点，即：已有的写作范式，受社会的、历史的、自身的种种制约，存在着毋庸置疑的书写缺陷，文学对现实的反映严重失真，降低了乡土创作的文学品质。

（一）几种主要的写作模式

通过对乡土文学创作进行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梳理，可以归纳出五种模式：

思想启蒙模式、阶级斗争模式、政策图解模式、田园牧歌模式和文人情趣模式。

（二）写作模式的局限及负面影响

思想启蒙模式，是由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鲁迅之于乡土，采取的是理性审视、历史批判的态度，通过对国民性的揭示和把握，以“立人”为指归，找出摆脱“自蒙”和“他蒙”的路径，从而完成在民族自强、人格自立意义上的文化关怀和历史使命。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尚缺乏更科学、更理性的认识一样，鲁迅乡土文学的伟大传统，被当代创作整体地漠视了，在传承的链条上，出现了脱节，应该引起当代乡土文学创作界的警醒和反思。

阶级斗争模式，是以浩然为代表的一种偏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一时期，独领风骚，占据主流。虽然在今天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但它的思维逻辑，还有拂之不去的深刻影响——农村的物事，还是非对即错；乡土上的人性，还是非善即恶。两极对立，“斗争”依存。

政策图解模式，从丁玲、周立波、柳青到现在的歌颂土地承包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作品，一路走来，从未间断。“书记员”意识、“史诗”意识，好像是中国乡土文学作家的一个“共有情结”。这就决定了，作家在规定动作中取舍，以政治正确，建立叙事优势，以其“顺生”，以其“轰动”。这时的创作，被“意图伦理”所主宰，而生活本身倒退居其次，乡土成了可以被任意揉捏、奴役的对象。

田园牧歌模式，其代表人物是刘绍棠。在他的笔下，乡土是一块净土，甚至是一块圣土，到处是鸟语花香、诗情画意。对乡土的痴情，使其本能地粉饰和美化，甚至有意识地掩盖矛盾、遮蔽丑陋。受其影响，全国的许多农村题材的作家，特别是北京的区县作者，至今还沿袭着他的写作套路。其写作，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观念偏旧，眼界偏低，行之不远，这就是北京乡土作家一直拿不出大作品，不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人情趣模式，多存在于像贾平凹这样的有着很强的主观意识的“一线”作家之中。他们虽然以乡土作为写作素材，但是，他们长期远离农村生活的现场，躲在书斋里，发挥其超常的主观想象，抒发与实际隔膜的文人趣味，制造了一大批“伪民风”、“伪民俗”，“伪民瘼”。贾平凹的《秦腔》和《古炉》是贾氏个人趣味的集大成者。在作品里，他钟情于怪僻、荒诞和变态的农村物事，以丑为美，怪力乱神，津津乐道，暴露出文人本身的酸腐和迂阔。不幸的是，评论家，包括许多有影响的评论家，也都是书斋居士，他们根本不知当下农村的实况，只是从文本到文本，以趣味嫁接趣味，并且以少有的匍匐姿态，在其身后追捧，掀起造神运动，把“猥亵小调”，打造成“黄钟大吕”，还美其名曰“贡献了独特的中国经验”，这不仅蛊惑了文坛，蛊惑了社会，也蛊惑了万千读者，其危害，自在不言之中。

二、提升中国乡土文学品质的几点对策建议

1. 确立符合本质的乡土理念

乡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如果必须给它一个文学上的意象，那么，这个词就是“黑夜”。黑夜神秘而广阔，它一片空茫，无边无际，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既可藏匿什么，也可呈现什么，绝不像阳光下的物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温柔与坚硬，明亮与暧昧，恩情与仇怨，贞淑与猥亵，大度与褊狭，忠诚与反目，高贵与卑下，微笑与血泪……是相伴而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不此不彼、既此既彼关系。

王国维的所谓“悲剧”说，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参照——

王国维认为，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悲剧的形成有三种样相——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

事实上，土地上悲剧的形成也是如此。一切的悲情与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轮回；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换言之，在土地之上，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纲常常常处在无法指认、无法评判的地位。乡土上没有极端对立的存在，往往是善恶并存、美丑互容、悲欣交集。一句话，乡土是个极其复杂的存在，决不能主观化、概念化、简单化。

2. 建立既接续本土的优秀传统又与世界乡土文学接轨的创作坐标

一是要重新认识鲁迅乡土文学的优秀品质，自觉地接续这一伟大的文学传统，让理性审视、人文关怀回归并照耀我们的写作，使我们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历史的眼光，人性的温度。

二是要有开放意识，建立与世界乡土文学接轨的创作体系，提升与世界经典乡土作品对话的能力。诺里斯的小麦三部曲，怀特的《人树》、胡安·鲁尔福德《佩德罗·巴洛莫》、《平原烈火》和保加利亚埃琳·彼林的土地故事等经典乡土作品，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从人与土地的关系的这一根本性主题入手，揭示出土地开发与人性发育，是个相辅相成、共同成长的过程，土地上的一切，都是在这一前提下，生成和展开的。也就是说乡土生活，是土地道德和人类伦理互相作用的结果。因而，人类既不能匍匐于乡土，又不能凌驾于大地大万物之上，应该平等相待，在人的生命本质与文化本源等根本性问题上努力叩问与追索，呈现真相，提供经验，以裨益于世道人心。

3. 呼唤以人道主义的立场，进入土地内部的真实书写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应该避免观念先行、概念图解，更要摒弃书斋里的主观想象和凭空臆造，应该立足于土地上的阳光雨露和“原生态”的乡土情感，老老实实地抒写从大地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令人类感同身受的乡土经验。

也就是说，要进入土地内部，对乡土世界进行本真的、全息式的描绘，揭示出乡土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或者说，要按照土地的“逻辑”写作，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主观评判，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因而努力挖掘、探求和呈现土地上的种种“理由”。

这样的写作姿态，看起来好像偏于“原始”、偏于质朴，但是，它恰恰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直逼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黑夜”一般的文本，因而在“共同的作用”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即：土地道德，或大地伦理。这就与“天理”、“良知”接近了，使我们的乡土经验真实而准确，既不欺天地，也不欺人心，就从根上提升了创作的文学品质。

这种写作，其核心点有二：一是人道主义的写作立场，二是悲悯万物的人文情怀。

大地花开，万物复生，文学在场，呈现真相，这样的写作才是真好！

凸凹

原名史长义，北京房山区人，1963年生。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现任北京市作协理事、房山区区文联主席。1985年以来，凸凹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部）,获奖数十次。先后创作和出版了《慢慢呻吟》、《永无宁日》、《故乡永在》、《大猫》和《欢喜佛》等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多部，是当代文坛创作最活跃的实力派作家。

（2016.02.01-16 第0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