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之上，钢铁巨龙横卧，承载的是半个多世纪的光荣与梦想。

站在丹江口大坝的坝顶，俯瞰脚下汹涌的江水，难以想象这座“大国重器”是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艰苦年代里，依靠十万建设者的肩挑背扛筑起的。坝体青灰色的混凝土在阳光下泛着光泽，仿佛在诉说着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这座大坝始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的一个宏伟构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1958年9月1日，在荒山秃岭、荆棘丛生之地，十万建设者汇聚丹江口，依靠原始工具，“土法上马”，开启了这场战天斗地的壮举。

丹江口大坝的建设历程充满坎坷。1959年12月，工程实现大江截流后，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紧张的双重打击。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图纸，使工程陷入困境。

1962年3月，由于缺乏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加之受“大跃进”影响出现赶工、抢工现象，工程建设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与安全隐患，党中央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

当时的技术条件极为简陋，建设者依靠的更多是汗水和决心。据史料记载；一位年逾八十的教授级高工杨小云回忆，她从1963年来到丹江口，亲眼见证了大坝从破土而出到一寸寸长高的全过程。作为唯一参加过丹江口大坝初期建设、运行期管理和大坝加高工程全过程的“活字典”，她深知其中的艰辛。

196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丹江口工程复工，但受当时国力所限，决定分期建设，前期工程仅将大坝修建到162米高程。正是这种尊重客观规律的务实精神，使得工程在艰难条件下依然稳步推进。

大坝加高工程面临的世界级技术难题，是初期建设者难以想象的。如何在40年前建成的混凝土坝体上贴坡加厚、加高，并确保新老坝体协同工作？这道难题困扰着全球水利工程界。

“与传统水利工程不同，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许多软科学与硬技术都是世界级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技术负责人曾表示。

长江委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加高坝体直接浇筑，新老坝体结合面合理修整并以键槽加强构造作用 。这些键槽是初期工程建设时就在坝坡面留下的“伏笔”，为后续加高奠定了基础。

大坝加高采用了“厚泵实”方法。老坝面的碳化层需要去掉3至5厘米，然后打锚杆，采用微膨胀水泥，并严格控制温度。这种创新方案实现了新老混凝土的完美结合，被誉为“世纪之吻”。

周恩来总理曾称赞丹江口工程是全国唯一“五利俱全” 的水利工程。这座大坝的功能之多、效益之广，实至名归。

防洪是丹江口水利枢纽的首要任务。大坝加高后，汉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由20年一遇提高至百年一遇。自初期工程下闸蓄水以来，共拦蓄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92次，累计减免损失约620亿元，彻底改变了“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历史。

供水功能则是南水北调战略的核心。截至2024年，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输水超687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近1.15亿。北京城区80%以上供水、天津主城区几乎全部供水都来自丹江口。

在生态方面，工程通过生态补水有效缓解了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截至2024年11月，中线工程已向北方实施生态补水超106亿立方米，许多曾经干涸的河流湖泊重现生机。

此外，大坝还发挥发电功能，装机容量达90万千瓦，年发电量33.78亿千瓦时。同时，水库蓄水后，通航条件改善，船只可直达陕西省白河县，航运价值显著提升。

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史，也是一部奉献史。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均州古城，在初期蓄水时没入水下；大坝加高蓄水，老集镇又整体搬迁至新集镇，库区群众经历了“三生三世”的迁徙。

数十万移民两度迁徙，渔民收网上岸，全域禁捕——他们的牺牲让“南水北调”不再是一项冰冷的工程，而成为一曲感天动地的精神赞歌。

如今，丹江口水库周边活跃着一群“守井人”。他们包括清漂队队员、志愿者等，负责清理水面漂浮物、捡拾垃圾、巡检等工作，确保水库及周边地区的洁净。丹江口水库Ⅰ类水质天数已超过220天。水库中桃花水母的频频出现，成为水质优良的最佳佐证。这些对水质极度敏感的“水中大熊猫”，用它们透明的伞状身躯，无声地印证着守水人的付出。

回望这座大坝，它锁住了曾经的苍龙，化作润泽北方的清泉。而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已拉开帷幕，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施工正酣。这条蜿蜒于中华大地的蓝色缎带，将继续讲述着一个国家在水资源调配上的智慧与决心。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