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卿 摄

戏曲理论与美学在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它一直为戏曲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王安葵的戏曲研究以戏曲理论为核心，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途径，以述论、辩论、建立美学体系为步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调查走访积累丰厚的第一手资料，怀一腔真意，穷一生心力，撰写了十多部论著，为戏曲理论研究的后来人，铺下通向更多真理的稳健、快捷之路。

学路多变 人与时代

一套不足百平、几乎没做装修的单元房，四处堆积着的书籍刊物，一张小书桌、一台电脑……走进已逾古稀之龄的王安葵王老的家，进入眼帘的这番景象多少有点像穿越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可是，这间没有任何豪华、考究的家具的住宅，却因为王老平易、质朴的娓娓道来，因为他桌上那数十册对中国戏曲研究至关重要的理论著作，散发出独特的光彩，那是知识与人格的魅力，是智慧与人性的亮光。

“张庚老和郭汉城老都是我的老师，如果按辈分讲，他们是新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的第一代，在他们之后，是同为我的老师的沈达人、龚和德、傅晓航等一辈，所以我算是第三代。”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戏曲学院尚未建立，北京拥有的都是戏曲类学校，按学历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戏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国初期，国家文化部门就考虑到应该发展戏曲的高等教育。”

经过几年筹备，以中国戏曲学校和中国戏曲研究院两家单位为基础，1958年成立了中国戏曲学院。1959年1月，国务院任命张庚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1961年撤销中国戏曲研究院建制，并入中国戏曲学院，国务院任命梅兰芳为院长，张庚、晏甬、罗合如为副院长。“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撤销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建制，挂了学院的牌子，所以研究院就变成了学院里的一个戏曲研究所，我是学院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我们之前办过研究班。”

王安葵1960年入学，专攻戏曲文学系，但是“大跃进”之后，国家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一些新成立的院校被摘牌。“1963年，中国戏曲学院又撤销，恢复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结果我们这批学生只念了三年大学就提前毕业了。”毕业后，他留院进入剧目研究室工作。

“当初招收我们的时候，戏曲界正在提倡改编传统剧目，所以对我们的定位是改编传统剧目的编剧人才。”但不久之后，学院根据一些外部情况和学生的不同条件，将培养定位改为培养理论研究人才，“可这个目标最后也没有完全定下来。”

王安葵戏曲理论著作一瞥 王颖卿摄

国家社会的不断变化，培养目标也一再变化。毕业后的王安葵，很快又和几个同学一起，被派到山西参加劳动锻炼，去体验生活。“那时我们接到的任务是体验生活之后撰写现代剧本。”第二年，四清开始了，他们的劳动锻炼被终止，全部投入参加四清。两年后，四清快结束了，他们原本以为可以继续之前的任务，即将走进创作。“不曾想，‘文革’又开始了。”1969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职工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先后在河北怀来、宝坻等地）。直到1975年，“文革”快结束时，王安葵才被调回北京。

“我在五七干校生活了六年，其间就是劳动，没有机会继续学习、创作和研究。”不过那时候主要能够读到的马列主义书籍、鲁迅著作等，他都手不释卷。“因为对未来能做什么不清楚，我就读了很多鲁迅的书，后来也辗转跟人借了莎士比亚、希腊的悲剧喜剧等书籍，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容易看到的。”只是令王老可惜的是，当年因没有未来目标，阅读中就不能带着问题，“所以只是一种泛泛的阅读。”

师承大家 继往开来

回到北京后，王安葵先是在原文化部的留守处工作一段时间，1976年才正式调回原单位。“这时候中国戏曲研究院这个称谓已经没有了，变为‘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后来定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院成为其下的戏曲研究所，这个编制一直延续至今。”

从1976年开始，他的戏曲研究终于走上正轨，从此一路走到今天。

“最初，我主要关注当代戏曲领域，关注当代戏曲舞台上的各类现象，写评论类文章。”

随后，他发现由于自己不是演员出身，对舞台不算特别熟悉，于是更加侧重大学时的专业——戏曲文学领域。“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当代戏曲作家论》。”从剧作家入手，可谓王安葵有点独辟蹊径的研究切入点。他以著名戏曲剧作家翁偶虹、范钧宏，以及其他地方代表性剧作家开题，将戏曲文本、音律、舞台表现、幕后现象、时代背景等内容融会贯通，撰写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文章，令读者喜读、爱读、收获良多。“这本书、这个视角是我从事戏曲理论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后来从事戏曲文学、戏曲创作等理论研究的基础。”

2007年，在“高甲戏柯派弟子拜师仪式及高甲戏柯派丑行表演艺术研讨会暨柯贤溪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在以剧作家为题的同时，他也撰写针对当下创作现象及规律的戏剧评论、戏剧理论性文章，很快又集结成《新时期戏曲创作论》一书。

一个偶然，笔耕不辍的王安葵受约，撰写一篇张庚传记文章。他从而和这位戏曲研究界泰斗有了很多直接交流和深入探讨的机会。

“那时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改革创新的时期，戏曲界也开始提倡为老一辈立传，以期文化的传承。”在撰写这篇2万字左右的文章时，王安葵发现，张庚老的一生，紧密联系着中国现代戏剧史，通过解读其经历，可以获得戏曲研究领域丰富的收获，于是便有了撰写一本书的愿望。“我开始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采访，同时以他的经历为线索，到各大图书馆去查找、阅读关于他的各类文章和资料。”当他到各地出差时，还有意按照张庚走过的路线，去重访张老的故乡湖南以及他当年工作过的上海、武汉、延安、哈尔滨、沈阳等地，逐位采访曾与张庚共事的、尚健在的老人。“我采访过大约几十位这样的老人，又在各地查找、收集了非常多的关于他的资料。”这样的查找与访问笔记，王安葵做了十几本，“在对一个阶段的材料掌握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便开始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写作，写完读给张老听，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一些修改后，最终发表、成书。”

这本从2万字文章发展而来的《张庚评传》，首发于1991年，并于2015年增订重版。王安葵说，整个写作过程对他而言，是一次整体提升。“我写《张庚评传》是把它当做历史来写的，因为我对历史事实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所以访问了如前所说的多位、和张老同时代的、在现当代戏剧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我确有一种身处历史之中的感觉，更深地感受到半个世纪历史的厚重与辉煌。风云变幻的历史塑造了这一批风流人物，张庚老这一批风流人物与亿万群众共同谱写了时代的华章。”

而撰写大理论家的评传对王安葵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人与时代密不可分，所以写一个戏曲风云人物的过程，也是对中国当代戏剧理论的发展脉络的梳理过程。”在写完《张庚评传》之后，结合对老一辈戏剧家的纪念，王安葵又陆续撰写了对王国维、吴梅、欧阳予倩、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俞振飞、阿甲、郭汉城等戏剧家理论贡献的文章。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戏曲研究所所长的郭汉城郭老，同样是戏曲研究界的耆宿、大家，他在王安葵读书时担任戏曲文学系系主任，他在理论研究及方法上，对王安葵也有很多帮助与影响。

“张庚老、郭老等老一辈从事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侧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点是研究所在业界最大的特点，也贯穿了我们工作的始终。”王安葵介绍说，目前从事戏曲研究的，除了各省的戏曲研究院所，还有大学、戏剧家协会等单位或机构。“从做学问的角度看，如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也很有成绩。他们有很多戏曲研究专家，也写出了很多重要论文。但高校的特点是更侧重于书本、文献。”而有些搞实践的团体和专家，更注重当前的舞台，侧重于对当代演员与剧目的研究。所以，相比之下，戏曲研究所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调查两方兼而有之，这是优势。

2003年，王安葵(后排左一)在活动中与郭汉城(后排左二)、刘厚生(后排左三)、龚和德(后排右一)等戏曲研究所老一辈合影

“但我们也有不足。”作为继承了张庚、郭汉城等老一辈研究大道的王安葵，其视域与追求已如前辈老师一般，站在了整个行业的高度之上。“在我们的优势之外，还有很多可以提升和加强的地方。比如文献研究领域，我们不如前面提到的大学，对文献的细抠还没做到极致，对创作和表演的熟悉，我们不如搞实践的同志，这些是我们应该再努力的地方。”

怀着辩证、广阔的视野与胸怀，王安葵深入到比较研究领域。“但因历史原因，我的外语学习很少，于是就将关注点放在了戏曲及其他姊妹艺术上，比如将戏曲与话剧、歌剧、曲艺、电影等艺术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一领域，他著出了至今对业界都颇有影响、为很多戏曲及戏剧研究的后学所推崇的《戏曲“拉奥孔”》一书。“这本书又让我开辟了一方新天地。”他从之前的戏曲剧作家、戏曲理论研究，跨入多种舞台艺术，“让我不止限于戏曲本身，而是将戏曲与姊妹艺术连接，让研究的领域更宽。”

1990年与1996年，王安葵一如他的多位前辈老师一般，接连出任戏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之职，同时负责戏曲研究所专业刊物《戏曲研究》的主编工作，并在社会组织“中国戏曲学会”中任秘书长、副会长，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和中国昆曲研究会副会长。与人合作主编了《中国当代戏曲史》《中国当代百种曲》等著作。“《中国当代戏曲史》与张庚老主编的《中国当代戏曲》相比，内容有所扩充，也算是在张老的基础上完善丰富。《中国当代百种曲》则是中国戏曲学会征集了很多老戏剧家的意见编辑而成的，收录了不同剧种最具代表性的109个剧本，是一份宝贵的戏曲剧作资料。”

构筑体系 老骥伏枥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集科研、教学、创作于一体的学术机构，王安葵也和许多研究人员一样，担任几方面的工作。他参加了多个重点科研项目，任《中国昆曲艺术大典》的副主编和历史理论典的主编，带博士研究生，直到现在还给博士生讲课。受文化部聘任，经常到各地观摩戏剧，参加各种评论和学术研讨活动。他与祖国宝岛台湾研究戏曲的学者也有广泛的交流，他的学术成就在港、台都有很大影响。2005年、2014年台湾的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赏古鉴今集》和《戏曲创作论评》。

2002年，王安葵退了休，但对于一位理论家来说，退而不休是他的常态。“我退休之后仍然继续戏曲研究工作，始终没扔掉我的‘烂笔头’。”王老微微幽默一下后说，除了参加各种研讨活动，退休后的他最在意的，依然是他的学术研究。

“这些年我在学术上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加强中国戏曲理论的建设。”

多年以来，虽然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不乏雄文、大作，但老一辈戏剧家所期望的“中国的戏曲理论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提出并计划，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理论、结合当前实践，为中国的戏曲理论体系的建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了实现这一前无古人的目标，王安葵退而不休，继续定期定量地完成调查与写作，“戏曲理论最主要就是戏曲美学范畴，这也是我最近最投入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张庚老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时，就曾提出过，要不要设立中国戏曲美学这一分科。“后来看到，中国戏曲美学并没有多少文章，不足以撑起一个分科。”之后，张庚老和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戏曲美学研究，这也成为王安葵心里的一颗种子。

“在我看来，中国的戏曲美学跟西方的最大不同就是范畴。西方讲的是悲剧、喜剧、滑稽、崇高等等，而中国的戏曲美学是从绘画理论、诗歌理论、音乐理论、文学理论等领域提炼出来的，所以它讲的是形与神、虚与实、内与外、功与法等理论，它强调形神兼备、虚实相生、内外结合、雅俗共赏、推陈出新等等理念。”

1998年，参加戏曲研究所编剧班结业仪式（图中前排左一为王安葵、左二为张庚）

带着这些思考与认识，王安葵从新世纪以来，不断撰文著述，接连写出了《戏曲美学范畴之形神论》《戏曲美学范畴之虚实论》《戏曲美学范畴之内外论》《戏曲美学范畴之功法论》，收录在今年3月新出版的《戏曲理论与美学》一书中。“我要从十几个角度切入，计划写十几篇，除了已发表的四篇，还包括流派论、悲喜论、雅俗论、新陈论、美丑论、教化论、合度论、自然论等，所以目前还在继续写。”他想以此作为构筑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之一。“习总书记讲到，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他同时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因此，美学的标准，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点。所以我谈的戏曲美学范畴，就是如何构建中国的美学标准，这是美学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心怀远志亦身体力行，七十有八的王安葵堪称戏曲理论界的勤奋前辈，而自述年轻时话极少的老先生，现在倒可以偶尔幽一小默：“这个（完成戏曲美学范畴论）是我的一个人生小目标。”老先生顿了一顿继续说：“想做的事还很多，但不知能完成多少了”。

人物简介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戏曲》主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当代戏曲作家论》《戏曲“拉奥孔”》《新时期戏曲创作论》《张庚评传》《海边剧评》《戏曲理论与戏曲思维》《戏曲理论建设论集》等书籍，主编了《中国当代戏曲史》《中国当代百种曲》等书。

采访手记

虽然赶上了时代的动荡，也被迫荒废了一段人生的黄金时光，但王安葵依然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以始终平静温和的口吻，淡淡提起那些沉重的过往，没有抱怨或嗟叹，只有令聆听者感之不尽的宽厚与平和。“我前两年改写了几句曹操的《龟虽寿》，是我自己的写照：老骥伏枥，慢慢吃草；烈士暮年，不能快跑；事不贪多，钱不嫌少；随遇而安，怎么都好。”……这反映出王老平和的心态，但我从他的著作和学术构想中感到的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大笑声中，王老幽默的自嘲如初夏的阳光般，温暖宜人。

（2017.06.16 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