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

2022-10-21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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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闪耀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名字

文/本刊记者  邓丽君  王颖卿

毕生致力于科研的竺可桢

【 前 言 】

20世纪中国科学事业的史册上,镌刻着这样一个名字——竺可桢。这位早年留美的气象学博士,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学成回国,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等领域,均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为中国自己的气象学研究和应用的宏伟大厦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还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他执着的“求是”精神、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办学成就,在我国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者之一,指导了我国自然区划综合考察、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地学规划制定、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工作,为新中国科技大厦的奠基立业、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竺可桢的一生,是以严谨的学风、坚韧的毅力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书写的历程,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是广大科研及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灿烂人生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米商之家。他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就开始认字,15岁时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进入上海澄衷学校。竺可桢曾因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活不过20岁。他被此话激发雄心,开始风雨无阻锻炼身体,后来果然非常健康。

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成绩取得赴美留学生资格后,认为中国万事以农为本,想学成报效祖国的他,便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毕业后,他又到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其幼时即喜爱的气象学。其间,父亲和长兄先后去世,竺可桢克服经济困难坚持学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18年回国。

青年时代的竺可桢

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等地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地理和气象工作者,所编写的《地学通论》是中国第一本现代地理学著作。192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

1936年4月,正式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的竺可桢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13年间,他为浙大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提出“求是”二字为校训。抗战期间,浙大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抗战胜利后,竺可桢对浙大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爱国运动给予支持,所以在校内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始终占上风,以致国民党特务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前往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7月全国解放前夕,竺可桢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随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郭沫若任院长)。他首先着手组织成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又主持完成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划、制定国家大地图案等工作。他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62年6月,他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50年定居北京后,竺可桢开始着手研究物候学,后于1963年出版《物候学》一书,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晚年,他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科学报国

从青少年时代起,竺可桢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竺可桢画像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桢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  

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邮电部发行以竺可桢为题材的邮票,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如今回眸,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青少年时,他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求学伊始,他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任浙大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最终,通过对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桢相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累累成就

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竺可桢曾经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人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

《竺可桢日记》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高价值

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竺可桢也作出了贡献。他和李四光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对我国的地震学研究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竺可桢毕生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许多论文。

在思想研究领域,竺可桢作为一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行者,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而且知行合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1939年,竺可桢(前排左三)与贵州浙大校友合影

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余人。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浙江大学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毕业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达3500余人,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后人为纪念竺可桢这位明智远见的校长,于2000年5月成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1949年,竺可桢(前排右一)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与教育组代表合影

在政治领域,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在其他方面,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

榜样风范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60的他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但每到一地,竺可桢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考察。他严谨求实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正在进行实地考察工作的竺可桢

竺可桢身为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的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八年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和竺可桢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留给后人们的所有科学及教育成就,表现了这位大家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2022年第19-20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