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

追忆“两弹一星”元勋

科学巨人朱光亚

文/本刊记者  邓丽君  王颖卿

工作中的朱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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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朱光亚（1924.12.25-2011.2.26），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协主席、名誉主席，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

朱光亚出生在湖北宜昌，由于父亲供职于一家法国企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到了在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教育。高中时，朱光亚和两个哥哥由于时代原因被迫搬到了四川，并且开始不断转学，在先后经历了合川崇敬中学和江北清华中学之后，终于在重庆南开中学安定了下来，而这里，也是他科学人生的起点。

名师教导，投身物理学

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一年半时间里，朱光亚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年，朱光亚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他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为他们大一新生讲授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赵教授深入浅出的授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青年时代的朱光亚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面对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朱光亚不可谓不心动。不久后，在几位南开校友的帮助下，朱光亚顺利考进了西南联大。在这里，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王竹溪、叶企荪、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多位知名教授。在这些名师的悉心栽培下，大学时代的朱光亚建立了十分牢固的物理学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朱光亚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这一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由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撼了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大军事实力、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蒋介石指示下属：中国也要做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两名助手，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1946年9月，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继续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次年他在年轻的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副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

和杨振宁、李政道在美国求学

1949年秋，朱光亚顺利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回归祖国，哪里需要哪里去

虽然在美国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十分优越，但朱光亚心中始终盘绕着一份浓厚的“乡愁”。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朱光亚立即决定归国。作为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他把北伐时“打倒列强”的歌填上“赶快回国”的词，动员大家学成后归国报效。同时，与同学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主题座谈会，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

1950年2月，美经济合作署为了挽留人才，向朱光亚抛出橄榄枝。但他立即拒绝了对方，并抢在美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动身前，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著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开国大典上的朱光亚（图右）

包括朱光亚在内，52名留学回国人员在公开信上签字。1950年3月18日，信件被《留美学生通讯》刊载，在全美中国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文字还传到了英国和法国，令那里的留学生备受鼓舞，后来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等人，就是受此信感召回到了祖国。

朱光亚回国之初，我国国防科技建设尚处于准备阶段。按照组织安排，他先被派往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又作为翻译前往朝鲜战场参与停战谈判，再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培养国家急需的物理学人才……真正做到了“哪里需要哪里去”，并且无论去到哪里、面对什么样的工作，他都是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隐姓埋名，攻关核武器研制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一年，朱光亚不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从这一年开始，他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原子弹氢弹和核工业的伟大建设事业达半个多世纪。他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50年代，朱光亚将所思所想写成《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一书。这本小册子看上去很薄，表达的却是朱光亚对发展中国核武器最厚重的思考

三年后，在钱三强的推荐下，年仅35岁的朱光亚走马上任，出任九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主要技术负责人。此后他隐姓埋名数十年，在核武器研制这一关乎祖国命运的伟大工程最前沿，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一起，在高原、深山、大漠的艰苦环境中组织攻关。

在当时的科技人才中，朱光亚的工作层次最高，也最有战略性、全局性。20世纪60年代，我国核武器方面的重要文件基本都出自他手。在这些文件中，朱光亚科学地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明确论证了核试验的“两步走”战略，对党中央作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随后，他又高瞻远瞩，组织于敏等人攻破了氢弹难关。

然而，核武器研制不仅是一个科技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此，朱光亚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赓续发展做了大量准备。

1963年8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暴露出有核国家妄图通过禁止大气层核试验阻止他国发展核武器的阴谋。风雨欲来，朱光亚当机立断，提出将核试验转入地下，并先后组织突破了相关核心技术，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得以继续推进。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朱光亚潸然泪下。据说，朱光亚这辈子喝酒只喝醉过一次，就是在这个晚上。

1966年12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氢弹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这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两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朱光亚的手稿 图源：解放日报 刘雪妍摄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惊叹中国在原子弹和氢弹上获得的巨大而迅速的成功。后来李政道了解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一支了不起的科学家团队。他在西南联大的同窗好友朱光亚在这个科学家团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领军作用。李政道脱口而出，称赞朱光亚是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

此后，朱光亚时刻审时度势、把握机会，在全球高科技飞速发展的大势中，组织领导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他不但对具体项目的设立、研究内容与发展方向提出看法，而且直接负责航天技术领域和先进防御技术领域的领导工作，有力推动了国家战略高科技的长期发展。

他还参与指导了我国第一代近程、中程、远程、洲际战略核导弹和潜地核导弹，以及核潜艇的研制，组织领导了多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制定。

1969年，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朱光亚参与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中国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和钱学森探讨

1991年，朱光亚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之后，担任第四届中国科协主席。他担任中国科协主席的5年任期，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针对如何看待科协从事的科学普及等社会公益性工作，朱光亚明确指出：“科协的最大优势，就是作为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群众组织，能够最广泛地团结和联系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条战线、各类岗位、各种年龄的科技工作者，这是我们能够履行自己职责的根本基础和条件。我们应当无比珍视这一优势，把这一优势最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科协应当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能够对成员提供有效服务和维护合法权益的科技工作者之家”，从而使科协的影响力、凝聚力和经济实力协调发展。

1994年，朱光亚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他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1996年，72岁的朱光亚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9年，75岁的朱光亚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光亚面试陈佳洱（图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情景

正如朱光亚所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围绕一个“核”字，他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祖国。而在从事秘密科研的数十年间，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人们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感人故事。

2004年，朱光亚80岁生日时，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朱光亚星”。在命名仪式上，这位毕生为祖国创造了无数功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巨人只是淡淡地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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