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诵芬

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诵芬：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文/本刊记者  邓丽君  王 爽

顾诵芬：航空工业唯一的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歼-8”系列飞机是我军20世纪核心主力战斗机种，服役近50年，这一系列飞机的主要设计者便是顾诵芬。

他是中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双院士”，更是航空工业唯一的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自1956年起，他便先后参与、主持了我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

年轻时，顾诵芬和妻子江泽菲曾有一个约定：不乘坐飞机。因为1965年，歼-8飞机首任总设计师、顾诵芬的恩师黄志千，在带队前往欧洲考察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然而，顾诵芬却爽约了，在歼-8出现问题后，为探明情况，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他，瞒着家人，乘飞机三上云霄，最终找到问题所在，可以说，他是真的在拿命干事业。

顾诵芬、江泽菲结婚时与父母合影

2021年11月3日，顾诵芬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对于获奖，他最大感受竟是“惭愧”，他讲，“你后面的事做不动了，上了轮椅还能做多少事？”2022年3月3日,他荣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这位92岁的老人，说的依然是“很惭愧”，“我没有做出什么，党和国家给了我太多”。在他心里，成绩不属于自己，“我们航空的事，都不是一个人干得起来的，都是一个团队集体的努力。” 载誉无数、却从不居功，这是一位老科学家的风骨。

为了做大中国的航天事业，他奉献了整整70载，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建起现代航空产业体系的全过程。90岁前，顾诵芬几乎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都会按时出现在办公楼里，他是退而不休。他讲：“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一思尚存，此志不懈，如今已是鲐背之年，他的心依然在飞机设计上，“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英雄迟暮，但精神熠熠生辉，正如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顾诵芬的颁奖词所写：“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航空之志 

“我要造飞机”“没有航空力量，国家就得受人欺负”

顾诵芬出生于“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苏州唯亭顾氏家族，顾家是苏州有名的文化世家，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是顾诵芬的同宗堂兄。母亲潘承圭同样出身名门，她的兄长潘承厚、弟弟潘承弼，都是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可谓家学深厚。

顾廷龙当年为儿子取名“诵芬”，是源自晋代陆机《文赋》中的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而这何尝不是父亲对儿子的殷殷寄望。

1935年，顾廷龙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顾诵芬就此随家人迁居北平。

谈起顾诵芬对飞机的兴趣，固然与家国命运密不可分，但早期的接触离不开哥哥的引领。哥哥的学校是德国人所办的崇德中学，那里有纸做的航模，哥哥回来时便做一些航模陪他一起玩，慢慢培养起了他对飞机的兴趣。 

出生于国学世家的顾诵芬，对理工科更感兴趣，从小爱玩各种模型

顾家重文，但父亲并不干涉顾诵芬对理工科的热爱，甚至带他去上海一家由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咬牙花重金买下一架可以飞行的进口航空模型，自此，顾诵芬就没有离开过飞机模型，天好在外面飞，下雨在屋里飞，飞机坏了自己修。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比如，机身是用国外的轻木条粘起来的，没有轻木，他就用火柴杆替代；没有胶水，就找来胶片在丙酮里溶解后充当粘接剂。

“我受父亲的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做什么事情，不能‘拆烂污’。”“拆烂污”是上海话，大意是苟且马虎、不负责任。这对其一生影响很大。

到北平两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至今日，顾诵芬依稀记得，早上七八点钟，北京蒋家胡同3号四合院上方，日寇的战机排着队往西飞，“把我给炸醒了，赶紧出去看。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亲身经历这样一幕，他便明白，没有航空，国家就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报国的信念在小小的顾诵芬心里扎了根，那一年，他只有7岁。七、八年后，待他们一家搬到上海生活后，顾诵芬再次目睹了日本兵营被美国飞机轰炸，他再一次体会到了航空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志愿是清一色的航空系，执着可见一斑。最终，他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但因哥哥17岁时感染伤寒离世，为了陪伴母亲，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支援发展航空工业。要知道，60亿斤小米，按当时物价算约5.35亿元人民币，这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绝对是一个大数目。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国家急需建设航空工业，原本留校当了助教的顾诵芬，突然得到消息，中央要求所有华东的航空系毕业生，要全部送往北京。

母亲十分不舍，但还是将其送上北上的列车，“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自1939年长子顾诵诗因病早亡，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顾诵芬身上，儿子在外不能见面，致她思念成疾，患上抑郁症，并于1967年不幸离世。

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让顾诵芬愧疚一生，每次提及，他都会伤感地说：“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小时候的理想。1951年，他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

苏联专家曾指导中国人制造飞机，但不教中国人设计飞机。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航空工业也要搞飞机设计。苏联专家的建议是，中国要建立自己的设计室可以，但必须和飞机厂、制造厂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设计室选在了沈阳。

就这样，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来到沈阳，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始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探索之路。

航空之责

“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沈阳飞机设计室的首项任务是设计一架喷气式教练机，也就是后来的“歼教-1”，顾诵芬被任命为气动组组长。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在国内尚属空白，一切都需要顾诵芬从头学起，不仅如此，设备匮乏也是极大掣肘。没有复印机，他们就买描图纸、三角板、曲线板，把有关的图描下来；没有实验设备，他们就去医院捡废针头，再焊接到铜管上，然后用薄铁皮做整流罩做风洞实验；没有好的风洞，他和同事甚至跑到哈尔滨军事工程院一个1.5米径的小风洞里去做。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歼教-1历时两年，实现首飞成功。

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为首飞仪式剪彩，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因国防和航空工业的特殊性，很长一段时间，顾诵芬都属于无名英雄，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多次得到表彰奖励，他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人们视野。

歼教-1设计完成后，顾诵芬又完成中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的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依靠扎实的理论功底，他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601所，是1961年成立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飞机设计研究所的简称，1964年，601所开始承担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由于总设计师黄志千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在接近5年的辛苦攻关后，歼-8实现首飞。

但是，在试飞试验中，歼-8飞机在速度达到马赫数0.86时出现了强烈的跨声速抖振。尽管使用了最先进的测试设备，但应对这样的庞然大物，依然是杯水车薪，测试人员一次只能测试到几十个参数，测试的速度根本赶不上风险加剧的程度。解决不了抖振问题，速度就上不去，试飞员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于是歼-8暂停试飞。

就在暂停试飞的歼-8在地面试车时，顾诵芬举着竹竿，越过了警戒线，站到后机身位置，通过观察竹竿上系着的毛线飘动状态查找问题。要知道，当时发动机100%转速开动，产生着巨大吸力和高温，正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发现后机身的气流分离造成了机身抖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歼-8可以定型试飞。

可再次试飞后的歼-8，又出现了问题，在执行高难度战术动作时，还是会出现强烈的抖振。虽然对气动布局的缺陷有了充分认识，却困于没有足够大的风洞，所以无法用风洞吹风的方法，在地面模拟高空状态，去获取飞行的数据。

怎么办？顾诵芬想到，在后机身每半米贴一根毛线条，通过毛线来观察机身气流，可是贴上红色毛线，在地面根本看不清楚。

怎么办？顾诵芬决定自己上天观察。

1978年，为找到歼-8飞机的抖振问题，顾诵芬（后座）乘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当时顾诵芬已是年近半百之人，可却丝毫不顾高速飞行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带着望远镜、照相机，三次坐上歼教-6的后座，进行空中观测，这让所有在场人员十分感动。要知道，一个总设计师坐上歼击机上天实验，这在飞机研制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更何况，他完全不具备空勤身体条件，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他是众所周知的工作狂，拼命早已成为他的习惯，有同事回忆，1980年4月13日，顾诵芬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办公室摔了一跤，随后失去知觉。可刚一醒来，爱人就在身边，他却一句话都未来得及说，就先抓紧和同事交代工作，说完再一次昏过去。医院诊治的病因，是长时间、超负荷紧张工作，造成疲劳过度，摔倒又造成脑震荡。

就是在如此的努力和付出下，1979年3月，十年未解的跨音速抖振问题终于被攻克，同年4月和8月，空中停车、后机身温度过高两大问题也相继解决。这一年年底，歼-8定型会后，从不喝酒的顾诵芬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儿时的梦想及由为此而得到和失去的一切，都在那一刻诠释殆尽……

1980年12月，歼-8交付部队试用，这是第一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空高速战机。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同年10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一代战机向二代战机的自主跨越，也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从此迈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

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2000年，歼-8Ⅱ飞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恢复和发展工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1981年4月，顾诵芬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话。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顾诵芬工作了整整30年，他在这片土地迸发出了令人惊叹的创新激情，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国家的深情。

1986年，顾诵芬调至北京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未来发展、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上。上世纪90年代，他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并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推动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立项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早些年间，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商占据了中国商用飞机市场极大的份额，国产大型飞机却迟迟未发展起来，同时，“国产大飞机应该先造军机还是民机”的问题始终争执不下。2001年，71岁高龄的顾诵芬亲自上阵，带领课题组走访调研后，提出军用运输机有70%的技术可以和民航客机通用，建议统筹协调两种机型的研制。

但当时相关部门不同意搞运-20运输机，主张恢复运-10，搞民用飞机，但顾诵芬坚持运-10已经落后，坚决不能再干，“当时军队确实需要大飞机，没有军用运输机是绝对不行的，能制造大型运输机后，必然有能力制造大型民用飞机。”在他的努力和不断推动下，最终，中央在批准的大型飞机项目的意见中，吸收了顾诵芬所提建议的核心内容。

2012年底，顾诵芬参加了运-20的试飞评审。2013年1月26日运-20首飞成功，因做了直肠癌手术，首飞仪式顾诵芬没能参加，但大家清楚，飞机能够上天，他功不可没。运-20超过了伊尔-76运输机，最大航程接近800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为我国大型运输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了制造大型运输机的能力后，中国大型民用飞机C919也于2017年5月5日实现首飞，这与顾诵芬当年的判断一模一样。从大飞机专项设立，到四代机技术预研，再到最新的前沿科技的探索……他始终关注着中国航空事业前行的方向。

70年的奋斗历程，是接续的，也是伟大的，是艰辛的，也是幸福的，尽管岁月改变了容颜，但不变的是他的初心。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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