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陵城区有一些廉吏，他们守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传颂。

王铉：重视教育，修筑新城，抚恤黎庶

王铉，生卒年不详，大宁卫（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市）人，出生于诗书传家的儒学世家。王铉“天赋神采”，从小聪颖好学,过目成诵，“少以文称”，誉满乡里。明成化二年（1466），王铉科举高中进士。次年，其被任命为陵县知县。

当时的陵县之情形：“儒学圯坏”，许多书院因年久失修而毁坏，被迫停废，教育设施十分落后。王铉认为：书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出人才的关键之所。于是他带头捐资并四处筹款，修葺那些濒临倒塌的书院，扩大书院的规模，亲拟学规，鼓励学子向学；其次，他重开文庙，使其重新成为学子瞻仰孔圣人、崇尚儒学之重地；王铉亲赴德州敦请名儒来陵县讲学；他本人每月初一、十五赴书院为生员们解疑答惑；他还慷慨解囊，用于奖掖、扶持贫寒的读书人。经过其不懈的努力，仅用半年时间，陵县在教育上就有了起色：具备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生员已达到“十之有五”。

由于漕运原因，明初“德陵互易”。陵县行政级别降格，政治地位弱化，加之明朝中期县城附近地区河道涸塞，这直接导致土旷民稀，全县已不足3000户。此时的城墙也大都荒废，“难于修整”，所以陵县一带常遭匪患。历任县令“极力缮治，亦不能守”。为防患于未然，使黎民免遭涂炭，王铉发动全境之民参加建新城运动。短短三个月时间，在老城里边，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城外护城河也一并被重新浚通。新城比老城的城墙更高更牢固，更具防守功能。同时他将民众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保卫家园。新城建成后使得陵县“境内无虞，近百年不遇祸患”，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王铉是一个有良知的封建知识分子，始终遵循着儒家的民本思想，恪守孔子的主张“仁者爱人、“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等思想。对待百姓，他认为必须施以仁政，“宽严适中，德刑并施”，绝不可任意滥刑。他办案公正严明，嫉恶如仇，不遗余力为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他还时常告诫下属对待百姓要宽仁，即使是犯事之人，能不用刑则不用刑。在他这一理念的影响下，当时的陵县不但冤狱率降低，而且犯人的致残致死率也大为降低。

王铉洞悉社会弊端，关心民间疾苦。他发现陵县当地盛行“焚香祷祠”的民俗，聚者百千人，迎神拜佛，形象妆饰怪诞，奢靡成风。他认为如此既劳民伤财也有碍社会风化。于是他再三谕劝民众迷途知返，对那些屡教不改者，则给予严厉处罚；他先后毁掉多处非法祠庙，将其屋宇改为义塾或名贤祠，没收其田产充为义学之资。如此之举既宽恤民力, 使百姓负担大大减轻，同时也敦化了民风，对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意义。

易谟：赈济保民，冤狱昭雪，视民如伤

易谟，字嘉猷，生卒年不详，河南固始人。明正德二年(1507)，以进士身份任陵县知县。他到任陵县之际，正遇河北、山东两省闹饥荒。因官府赈饥不力，致使情况变得越发严重，多地爆发民变。由于陵县灾情较轻，加之易谟莅政后赈饥举措得当，所以本境内并无闹事者，但周围县形势很不乐观，一些山贼草寇混杂其中，伺机鼓动饥民抢掠袭扰州府县城。易谟觉察到了这种危机，一方面他迅速组织民力加高城墙，加固城门，以防盗寇滋扰；另一方面他动员境内百姓往县城或德州城避难；同时他将县衙等所有办公机构收拾妥当，以备百姓避难之用。如此周全的措施使得全境没有遭受过盗寇的迫害，这在当时堪称保境安民的典范。

 易谟在别地主政时便有“易青天”的美名，其执政陵县后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沉冤之人得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一富户家中有兄弟二人，兄长杀人，其弟替兄顶罪入狱。兄长承诺会用各种关系为弟弟“解狱”。不料却负约，并“阴利其产”，甚至买通官府将此案定为铁案。易谟在复审旧案时，发现此案有诸多纰漏。随即重审，他摆脱各方阻挠，深入调查，多方取证，最终使真相大白。弟弟无罪开释，哥哥入狱。弟弟释放之日当街拦住易谟官轿，痛哭流涕：“易公大恩，吾得生活”。

易谟主政陵县三年，社会秩序井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其十分注重农业生产，每到农忙时节，便亲自带领属下赴乡间敦促百姓耕地、播种，想方设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面对朝廷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易谟能减则减，能不征收则不征收，最大限度地维护百姓利益。他还经常带头捐资，并发动士绅为百姓修桥浚井。易谟备受陵县百姓爱戴，上级对其也是赞誉有加，朝廷擢升易谟为曹州（今菏泽市曹县）同知。明正德四年(1509)，黄河决口，曹州城被大水围困。六年(1511)，易谟趁冬季水涸，筑堤护城。恰好此次前来服徭役的民夫来自陵县。面对昔时的父老乡亲，易谟喜出望外。随即拿出自己当年全部俸银“五十缗”，用于改善民夫们的食住环境。他还请求上级尽量缩短工期，以让民夫早日归家。民夫们感激涕零，工期结束时大家久久不忍离去。再后来易谟“历位通显”，陵县百姓仍对其念念不忘，将他的事迹载入陵县县志，盛赞其“乐易存心，宽平立政，施为措置，事各有方”，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孙昺：公正严明，重视教化，打击流寇，

孙昺，字光大，号橐泉，生卒年不详，关中榆林（今陕西省榆林市）人。他“少负才名”，明敏有才干，遇事多谋善断。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但之后多次“累举不第”。

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月，孙昺出任陵县县令。按陵县官场旧俗：县衙田粮官从不对外公布赋税征收具体额度，而是与各乡“胥吏”私下商定征收数额，以此中饱私囊。孙昺获悉后，立即展开严查。不论牵扯到何种势力的涉事者，一律“正以法”。那些往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奸吏们将所贪墨的钱财和欺隐的土地悉数交出，“积弊顿除”。明朝末期朝廷课税繁重，孙昺前几任县令执法过于严苛，逮捕了许多抗税不交的农人，牢狱中人满为患，这也造成了“田事多无人问津“，百姓对此怨声载道，申诉者极多。孙昺将所有案件一一重审，耐心细致。他根据案情具体情况分类，对误判或情节较轻者一概释放，使其归家安心生产。坊间有歌谣传：“侯若匪鉴（镜子），照我奚明；侯若匪衡（秤杆），称我奚平。”

陵县历史悠久，到明朝却“百年缺典”。孙昺得知后喟叹：“陵古平原地也，历周、秦、汉、唐，称为名郡。贤人君子生斯，宦斯，代不乏人，岂无其志乎？”于是其“访延耆硕，询咨生儒，复求邑志”。孙昺聘请名儒谷兰宗为总编纂，历时两年纂成。这是陵县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方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孙昺非常重视教育。嘉靖二十八年（1549），时任知县石岩创建三泉书院，这是陵县有记载的最早的官学。孙昺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缮、扩建，使书院周围扩大到“一百五十余丈”（约22亩）；同时将教谕署、训导署置于书院旁；敦请当时著名学者到书院为生员传道授业。此后书院陆续出了康丕扬、石维屏、杨文忠、蔺刚中四名进士，与孙昺的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中原地区遭遇大旱，造成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官府不思救灾赈饥反而继续横征暴敛，致使农民没有活路只得铤而走险。河间府有兄弟二人自称“大王”、“二王”聚众闹事。他们流窜于河北和山东之间，专门劫掠来往商贾和袭扰当地百姓。因陵县地近河间府而受其害。为防止事态的恶化，使得百姓免遭祸患，孙昺迅速召集全县的士绅、富户商议对策。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大家同仇敌忾，保境安民。与会者也都深明大义，纷纷慷慨捐资。孙昺就以此为军费，在很短时间内就招募起一支“抗匪义军”。他亲率队伍，利用恰当得时机一举将匪首捕获并斩杀，此举令其余盗匪再也不敢入陵县境袭扰百姓。

由于孙昺的功绩卓著、才干突出，许多朝中爱才大员、台谏纷纷“交章上荐”，甚至“月上三荐”。陵县士民担心他会“超擢”离开陵县，于是一起上访至山东巡抚王虚斋处，“泣拜”恳求让其留任。巡抚早已“抚髀叹赏”孙昺，虽体谅百姓民情，但朝廷更需要孙昺这样的治世能臣。不久朝廷提升孙昺为河南怀庆府同知。离任之日全城百姓为其饯行，“攀援卧辙”，哭声震天。

翟栋：煮粥赈饥，振兴邑学，惩恶究弊

翟栋，字礧砢（léi luǒ），号柱宸，生卒年亦不详，关中朝邑（今陕西省大荔县）人。其幼年时便有远大抱负：“习古人范仲淹公，以天下为己任”。二十岁时中举，但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中，直至三十岁时以举人身份被授予典史一职，开启了宦海生涯。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翟栋调任陵县知县。下车伊始正逢陵县遭受蝗灾，饥民遍地。朝廷下令开粥厂赈饥，但衙门办事人员为讨好新上司，向其报告已完工，全县已无饥民。翟栋不以为然，亲自入坊间调查。查实后，立刻恢复粥厂。不久朝廷拨发的赈灾银两用尽，面对饥民的芸芸众口和灾情未减的现状，翟栋毅然拿出自己俸禄继续赈饥，直至夏麦收获。此举存活饥民两万余人，百姓对其无不感激涕零。翟栋很少在衙门里“躺平”，而是经常出入田间地头“躬耕劝农”，与百姓同食同休，以便于更好地了解民情。陵县每年有上交一万石的粮税的任务，这对蕞尔小县来说较为繁重，朝廷却强逼缴纳。翟栋体恤百姓之生计维艰，感叹道：“皆我民膏脂也” ，其再三上疏朝廷请求减免赋税，朝廷终于允准减额。翟栋还特意播出一百二十余石粮食，设立义仓以备不时之需。

翟栋主政时的陵县在文教方面落后，“素号疲邑科名”，考取的进士“落落如晨星”。其下决心厘正文风，以“振作人文”。首先他每月定期与书院先生三次会面，共同商讨本县教育事务。几乎每次会面都会讨论到很晚，以致忘记饭点；其次他在全县增设十多所书院，广邀名师，添置各种教学用具，所有这些费用皆由翟栋筹措；再次每逢初一和十五召集所有学院生员到文庙考查功课，奖掖刻苦者，警示懒惰者。受其感召、鼓舞，“乡城是处弦歌”。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万历甲子年和庚午年两次乡试中陵县“连擢经魁”，这是本县前所未有的殊荣。为进一步“企发文明”，翟栋特地在城中建奎光楼，又竖起“蟾宫”和“天衢”两座石坊。朝廷下诏表彰其功绩，赞其有“凝定器宇敏练才”。

每年十月按惯例审查户役，当发现有人故意欺骗隐瞒时，他一律严惩不贷。时下有奸吏勾结恶霸地主作恶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翟栋查明情况后，立即将其逮捕，“立毙杖下”，自此“一邑获宁”。德州府有官员纵容其属下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常常逼得人家倾家荡产，其况十分凄惨。有人将此事反映给翟栋，希望其能为之伸冤。翟栋“一一电断，咸得其情”，使受害者沉冤得雪，纷纷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当时有一禹县大商人通过贿赂官员的方式把持陵县的盐市，从中牟利。翟栋上司受贿后要求其通融。翟栋愤怒至极曰：“安能任其朘我赤子耶！”说罢立刻向上司递交辞呈以示拒绝。上司担心事情搞大，便“温词劝慰”。省府得知后立即将禹商抓捕入狱，并将涉事官员一一法办。翟栋的凛然正气，令百姓“肃然慑服”。

翟栋在陵县任职四年，因政绩佳升任登州卫守备。离任之日，全城父老为之饯行，学子们哭嚎恸天：“吾侪失良师矣”，相送二百里而不绝。士绅们争相为其著书立传，美言其事，并将其入祀名宦祠，名垂青史。

廉政与否，自古以来是一个关系到百姓人心向背、社会安定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陵城区明代这些廉吏虽是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士人，但其高尚情怀和崇高风范，无疑是我们今天在加强廉政建设中应该加以认真学习借鉴的。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