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谔

洋河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1194年黄河夺淮后，泗水河床淤高，右岸滩水潴留，与埠子湖、白鹿湖等湖水汇集，形成“巨浸弥漫，望之如洋”的白洋河。元开通京杭大运河后，岸边逐渐形成集镇，元代称“白洋河集”，明代始称“白洋河镇”。明清时期，洋河分属徐州府宿迁县和淮安府桃源县（现泗阳县），历经民国及新中国多次行政区划调整，2013年成立洋河新区，文脉与商脉在此绵延不绝。

洋河以名酒闻名天下，殊不知清末民国初年，这片土地还走出了一位新中国漫画奠基人——张谔（1910—1995）。他与蔡若虹、华君武等漫画大家齐名，其作品曾在延安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驻足品鉴。近日，笔者通过梳理史料、翻阅典籍，追寻这位宿迁籍艺术家不平凡的红色人生印记。

其父张树桐创办宿迁县“怀仁高级小学”

1910年5月20日，张谔诞生于宿迁县洋河镇一户书香门第，父亲张树桐（1873—1957）字梓琴，号子勤，是清末秀才贡生，天资聪慧且心怀家国。张谔的祖父为私塾先生，一生潜心治学，虽家境贫寒却坚守文脉传承。张谔母亲共育两男两女，二姐与弟弟早年病故，大姐出嫁后，他成为这个封建家规森严的大院里唯一的子嗣，承载着家族与父亲对国家未来的双重希冀。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清廷选派优秀学子留洋求学，张树桐获宿迁县3个留日名额之一，与同乡沈薪萍（清代举人沈德荣之子）结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攻读教育专业。在日期间，二人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立志以教育救国、革命兴邦。1922年，学成归国的张树桐在宿迁县创办“怀仁高级小学”，次年扩充为“怀仁高级中学”，以新式教育启迪民智，成为当地享誉一方的爱国教育家。

抗战时期，日伪军觊觎张树桐的声望，以高官厚禄诱其合作，他嗤之以鼻、拂袖而去，回归家乡以清贫教书为业，坚守民族气节。1949年后，已近八旬的张树桐仍发挥余热，担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为新中国文化事业殚精竭虑，用一生践行了“追求真理、家国同心”的信念。

张谔自小对画画兴趣极大

望子成龙的张树桐，将全部心血倾注于独子身上。8岁起，张谔便在父亲创办的学校诵读四书五经，接受正统儒学教育。但天性活泼的他对“之乎者也”毫无兴趣，时常逃学贪玩，反而对绘画展现出浓厚天赋——练字簿上、典籍页边，处处是他用稚嫩笔触描摹的风景人物。初中时，他又迷上篆刻，整日与刻刀石头为伴，学业成绩始终在班级垫底，成为父亲眼中“不务正业”的叛逆少年。

张谔对美术的执着与父亲“学工科、谋实用”的期望产生激烈冲突，经亲戚再三劝说，张树桐才勉强同意他钻研艺术。1928年，18岁的张谔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雕塑系，后因思想激进被学校开除。盛怒之下的张树桐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断绝经济来源。19岁的张谔孤身闯荡上海，经人介绍进入田汉创办的“南国剧社”从事舞台美术设计，在这里，他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逐渐向进步阵营倾斜。

    1930年，张谔插班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同年便与美术家许幸之等发起成立进步美术社团“时代美术社”，并参与筹备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当选为9名执行委员之一，正式踏上以艺术为武器的革命道路。1931年毕业后，他先后在上海、广州为《中华月报》《漫画生活》等报刊创作大量作品，以笔为刃针砭时弊，成为左翼美术运动的中坚力量。1932年夏在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任执行委员。曾任《漫画与生活》《中华月报》美术编辑，《漫画阵地》主编，《民族生路》出版人。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张谔在广州任《国家总动员画报》编辑，并参加筹备《星粤日报》出版工作，任美术编辑，同时兼任广东省漫画界抗敌协会主办的《漫画战线》主编。张谔的作品中，有不少是揭露德国侵略苏联和日本侵略中国的讽刺漫画。

任武汉《新华日报》社美术科长

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早已凭借《中华月报》《漫画生活》等报刊的创作积累深厚经验的张谔，听闻消息后毅然主动请缨，投身这份承载革命使命的报刊事业，出任武汉《新华日报》社美术科长，以画笔为刃，开启了以艺术服务革命的壮阔历程。

1939年4月9日《新华日报》报眼——《文艺作家动员，一齐来歼灭敌人》张谔 作

1938年6月17日《新华日报》报眼——《抗战情绪高涨》 张谔 作

在《新华日报》创刊初期的烽火岁月中，张谔用漫画筑起了一道精神防线。从1938年6月17日至1940年10月23日，这份报纸的报眼位置几乎每日都会出现一幅他创作的新闻漫画，《抗战情绪高涨》《文艺作家动员，一齐来歼灭敌人》《文化人上前线去》等作品，以尖锐有力的笔触记录抗战实况、控诉日寇暴行，如同一发发射向敌人的子弹，更似一声声唤醒民众的号角，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极大鼓舞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抗战士气。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红色美术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继金曾评价，这些抗战漫画与木刻作品，成为《新华日报》传递革命声音的重要视觉载体。

1938年10月，张谔肩负重任奔赴香港，为报社采购急需的照相制版器材并聘请技术工人。在港期间，他又受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冒险深入上海沦陷区，成功约请蔡若虹、夏蕾夫妇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39年4月，他带领蔡、夏夫妇、制版工人何耀东、林阿九及一批珍贵器材，辗转越南、昆明、贵州等多地，冲破重重封锁抵达重庆——此时《新华日报》已迁址于此，张谔随即留下继续投身报社美术工作，将技术力量与革命热情一同注入这份漂泊中的革命报刊。这段经历让他在自传中深情回忆：“自从到《新华日报》后，在生活上大家真是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人。报社外特务密布，壁垒森严，但报社内却过着亲如一家人的新型革命大家庭生活，和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比真有天壤之别，这更坚定了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决心。”

毛主席曾看过他与蔡若虹、华君武的漫画展。

1940年年底，张谔以八路军军官身份，护送一批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医务人员和解放区急需的药品，克服千难万险穿越敌人封锁线，终于抵达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延安。凭借在《新华日报》积累的丰富美编经验，他被任命为延安《解放日报》美术科科长。在印刷设备简陋、版面仅有铅字的艰苦条件下，张谔创造性地以手绘人物肖像、漫画地图填补视觉空白，让报纸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具感染力。据《拓垦者：张谔革命艺术生涯》记载，1941年5月至1946年2月近五年间，他独自为报纸创作600多个美术标题字、170余帧人物肖像、近40幅原创漫画，绘制近40幅精细的国内外战势地图，用惊人的工作量诠释着对革命美术事业的执着。

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从左至右）

1942年2月15日至3月17日，张谔与蔡若虹、华君武联合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三人讽刺画展”巡回展，由陕甘宁边区美协主办，共展出60幅作品，内容直指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纪律松散等不良现象，引发延安各界热烈讨论。《解放日报》不仅刊登了三人联名的《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明确“揭露旧渣滓、守护新社会”的创作初衷，更发表系列述评文章予以肯定。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亲临参观，毛主席仔细揣摩每幅作品，既称赞画作的批判价值，也善意提醒创作者“要分清个别与一般、局部与全局，防止漫画的片面性”。画展结束后，三人受邀前往毛主席在枣园的住处座谈，这份珍贵的指导成为张谔日后创作的重要准则，也让此次画展在延安文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张谔被派遣到鲁南、香港、天津等地从事经济工作，采办军需物资。1952年，张谔调建筑工程部材料局任计划统计科副科长。

参与筹建中国美术馆并任副馆长。

中国美术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唯一的国家艺术博物馆，于1963年5月23日建成开放。

1955年，陪同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参观画展时，张谔大胆提出建立国家美术馆的设想，这份对国家美术事业的远见，最终在他的不懈推动下成为现实。1958年，中国美协党组成立中国美术馆基建小组，张谔与蔡若虹、华君武等人共同牵头，不仅身先士卒参与基建劳动，更主持起草建馆规划、方针任务、财务方案等重要文件，为场馆建设奠定制度基础。1960年，他主导成立美术品收购收藏小组，带领组员奔走全国，用有限经费在开馆前征集到1500余件美术精品，为中国美术馆的馆藏体系筑牢根基。

1963年2月，张谔被任命为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同年5月23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馆额的中国美术馆正式开放，一代美术家的夙愿终得实现。

“文革”结束后，他重返副馆长岗位，于1985年、1986年两次向美术馆捐赠个人珍藏的民间陶瓷共43件，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美术事业的赤诚。1986年离休后，他仍心系行业发展，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1995年5月24日上午11时,老漫画、著名美术活动家张谔同志,以85岁高龄与世长辞。

中国美术馆办公室原副主任杨小云曾撰文纪念这位老馆长，耗时多年撰写近两万字的《张谔年谱》，她在文中由衷赞叹：“我非常崇敬张谔老馆长的人格。他为国家美术事业、为美术馆的创建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他从来不炫耀，这种可贵的精神太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宣传。”

峥嵘岁月里，张谔如一个默默耕耘的拓垦者，在革命宣传与艺术建设的征途上步履不停。他的漫画是烽火年代的精神火炬，他的坚守是美术事业的基石力量，这份将个人艺术生命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心，永远值得铭记与传承。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