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和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创作及其相关问题的知识系统。”

在聆听郑工对他研究领域的介绍之前，记者头脑中对“美术理论”的概念，大多限于美术评论、创作技法之面，对“美学”二字的认识，也偏向于一般的审美问题。但当听到郑工说美术理论的定义及“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要把美术放到社会整体文化背景下研究，虽然它在社会文化整体中只是一小部分、不太重要的部分，但它是跟着整体文化变迁一起演变的，它不是孤立的现象”……等阐述和判断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认识陷于误区。因此，记录与分享将人类学研究方法带入美术研究领域的郑工的学术之路与研究成果，在当今对美越来越向往、越来越追求的社会，也许会为更多人打开客观认识美学与美术、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一扇新窗。

选择与命运——从绘画创作到理论研究“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复杂。”

生于1956年的郑工在高中时，最感兴趣的是人文学科，其中最喜爱的是文学，但他的理科也不差，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我从小就想考大学，可高中即将毕业时赶上了1974年的‘反回潮’，不能高考了。”因为是高度近视，原本应该去插队的他暂时留在了城里。“那时没事情做，就跟几个同学和老师一起学画画。”那是一种完全发自于兴趣的学习，所以他分外投入。“我们到大自然去写生，面对着风景，那种充满生动、诗意的春夏秋冬画面，给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让心灵特别满足。”走进自然、描摹其美的郑工几乎每天都很愉快，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年。第二年，妹妹也高中毕业了，可家里只有一个留城名额，他留给了妹妹，自己去插队。如今回想，他对第一次走进绘画创作的快乐记忆犹新，“可惜只有一年。”

插队后的郑工并没有把画画丢掉，仍时常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写生、创作。不久，因偶然的机缘，公社知青办的负责人把他推荐到村公社中学当民办老师。“条件改善了，读书的机会又多了，高中时对文科的兴趣又发散出来。”

恭王府的夜（水彩，1992年4月）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所有的下乡知青都很兴奋，以为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虽然事后看，我们的命运还是带有被选择色彩，但在当时，我认为我终于有了自主选择的机会，而我最想选的，就是人文学科和绘画。”

因为美术院校是提前招生，郑工先参加了考试，一举考出了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提前录取。“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提前录取，还在备考普通高考。”考试前一天，福建省高招办把电话直接打到他所在县的高招办，县高招办又把电话打到他的考点，他被通知不能再参加普通高考。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不遵从录取安排，五年之内将不得再参加高考。直到这时，一直认为自己对人文和美术同样热爱的郑工，忽然发现文科在他心中的分量似乎更重，因为他感到了一种失落。

进入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后，郑工对绘画的热情再次燃起，大一、大二时，他一头扎进油画创作，“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所有时间都在画画。”到了大三、大四，在创作技法上已小有所成的他，开始频繁地跑图书馆，“哲学、美学，文学，美术史等等书籍，都让我有很强烈的阅读欲望。”从这时起，对人文科学的爱又开始在他心中日益增长。

“很有趣，那时候好像在这两个领域跳来跳去。”不过，等到大学毕业时，他已计划报考美术史研究生，“这种想法让我开始真正的从绘画转向理论。”因为福建省没有美术史研究生学位点，郑工把眼光投向了浙江美术学院，并给欲报考的导师寄去了文章。“那位老先生挺喜欢我，给我写了很多鼓励我报考的信，不想他患了癌症，在我们建立联系没几个月后就去世了。”这一突发事件让他的计划出现转折，紧接着，他的教学岗位也发生了转换。

1985年，“原本在我们系教外国美术史的范迪安考入中央美院深造，于是系领导让我接了这门课。”就这样，从大学开始已投入绘画七年的郑工，正式转入美术理论领域，正式开启对人文科学的研究之路，“一开始，我真是硬着头皮把这门课给顶下来的，因为那时我的理论完全是凭着多年来的兴趣爱好和阅读积淀自学而来。”但很快，他不仅对这门课应付自如，而且给本科生增开了艺术原理、美术概论等理论课。

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美术》(9卷本)，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12月

上世纪80年代的福建师范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除了注重教师的教学质量，特别鼓励青年教师搞学术研究。“那时我就想，如果沿着外国美术这条路纵深，我一点优势也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使每次去上海出差都会去外文书店把能买的书都买下，身处福建的郑工还是很难拿到关于外国美术史的第一手资料，“即使拿到，也大多数是翻译版本，即使是原文版，也是人家的研究成果，你跳不出来。”他深知做研究必须从第一手资料做起，“别人的论著可以给你启发和经验，但从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很难有突破。”

所以，深思后的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福建地方的美术研究。

“福建的情况比较特殊。”郑工说，在中国美术史上，汉唐时的中心在中原，宋以后开始南移，到元、明、清三朝，中国美术的中心以江浙一带的文人画为主。“在这样一个美术文化版图上，福建不止从未成为过中心，甚至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但它有个优势，就是民间美术比较活跃，而民间美术又和民俗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郑工发现，从民间、民俗的文化角度切入去研究美术时，它需要另外的知识，“不是美术史的，而是要从文化人类学中去寻找。”

发现这个课题后的郑工很兴奋，“这个方向的意义在哪里？在于看清我们从哪里来。”他坦率地说，虽然自己就是福建人，但对家乡当地的情况却并不了解，很多方面的历史材料，他从未涉足过。“但我那时候还没有条件做实地考察，也没有那样的认识，所以还是从文献入手，报了校里青年教师基金课题，这样一做就是十年。”

这期间，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机会。

“《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是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将主办‘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招生，招生条件是博士生毕业、在相关领域中副教授以上职称。”因在研究工作中对人类学的涉猎，已具有一些民间美术民俗考察经验的郑工寄出了自己的一些文章，结果很快被选中，受邀来京。“我没想到，因为我那时候虽然是副教授职称，但学历还是本科，我原本没报什么希望。”来京之后他才知道，正是他的地方民间美术研究课题引起了招生方的兴趣。

大学期间与老师、同学在庐山合影（1980年10月）。最后排右起第1人为郑工，第2排右起第2人为范迪安

在这个由费孝通教授和袁方教授直接向国家教委提请申办、费孝通先生亲任学术指导的班上，费老不仅亲自授课，而且为学生们请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乔健、汉城大学教授金光亿、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等东南亚知名学者、教授，堪称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界一次学科盛会。“对我而言，通过这个班得以直接接触社会人类学学术前沿，了解专业研究动态，学习理论和方法，当我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研究工作中时，一切都有了全新的视角和天地。”

在社会人类学界，这个班有个褒义的戏称：黄埔一期。“它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以及未来。”郑工清楚地记得，费老上第一堂课时，向学员们直抒他的办班目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以耄耋之年自主集资办这个班，不要学员一分钱，目的就是要开一代学风、转变学术风气，而不是好为人师。”费老深厚的学识和个人人格魅力，给郑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学界有一种过分依恋文献、迷恋书斋的风气，而费老要求我们走出去，去田野中抓活的资料，他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后辈改变闭门造车的积习、推动学术发展，也希望我们成为有希望的学术接班人。”

为期两年的研讨班学习让郑工迅速成长，他深入福建闽东地区考察，为自己选定了“福建畲族民间美术调查”的课题。“我在研讨班结业时提交了这个结题论文——《闽东畲族家居建筑形制的二级递变》。”费老再次邀请了国外行业专家（如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对学员们的论文进行评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主编当时就跟我约稿，后来那篇论文就发表在该刊物。”

小路与大道——从民间美术调研到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

研讨班结束后回到福建的郑工，对未来的路有两重考虑，一条是继续民间美术调查研究，着重从田野调查入手；另一条是做近现代的中国美术转型研究。因为在这两方面都有基础，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的郑工在考虑学位论文选题时有些踌躇。“后来导师建议我做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说对民间美术有兴趣可以先放一放，他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做学术，要走大道不走小路。”

赴法国巴黎参加“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7月，布隆尼亚宫），并作主题发言

从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开始，郑工就一头扎进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领域，同时兼顾当代中国美术批评，主持或参与了国家艺术科学“十五”重点规划项目3项及一些省部级项目，出版了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如《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文化的界限：福建民俗与福建美术研究》《边缘上的行走：澳门美术》等，论文有《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问题域、核心概念与话语谱系——有关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研究方法》《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论述》等上百篇，主编9卷本的《延安美术档案》等，并带出了多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科研、教学两方面成果累累。

“之所以能有这些成绩，跟北京这个宽广的学术平台分不开，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培养分不开，更跟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不开。”

在近现代既往的美学研究中，研究者的眼光大多限于美术史、作品的手法及风格等范畴，而二十年前的郑工，大胆的将社会学中对现象的统计、分析、研究、寻找概率等方法引入美学，“比如在某一个时段中，对美术学校的办学情况，美术类出版物的出版、发行情况，美术文章的论题集中点等对象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后再得出结论，更能表现这一时段美术的整体情况。”

但新的东西往往最易引人质疑，当初有人认为郑工的研究已大大偏离美术本体。“其实我是学画画出身的，如果要对作品的风格、手法进行研究很容易，一幅画看看就知道作者用了什么表现手法、属于哪类风格，但我认为这太狭隘了。”他要另辟蹊径，“该把美术放到一个社会整体文化背景下面去，虽然它只是一小部分，甚至不是太重要的部分，但它是跟着社会整体文化变迁一起演变的，它不是孤立的现象。”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术史学界，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的人并不是太多。

中国美协第三届美术理论委员会会议全体委员合影（2011年1月），后排左起第11位为郑工

如今，已退休的郑工工作依然忙碌，“对人文学科研究而言，也许60岁仍然是好时候。”他笑得很温和，说自己目前的阅读与写作，在时间与心态上都比较从容，也有些问题还得继续面对，如“传统的中国美术如何完成自身的变革，走向现代？现代中国美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记得当年已年过八十的费孝通老先生曾说，他耄耋之年的理想是：案头有一本正在编撰的书，书店有一本正在销售的书，循环往复。我没有费老那么优秀的能力、体力，就想从耳顺之年开始，整理既往、编撰未完，把自己一路走来的学术心愿，一一实现。”

人物简介

郑工，1956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

采访手记

也许很多人和记者一样，在看到郑工的油画作品后，会对他转行搞理论研究感到可惜，但他的回答耐人寻味：“搞理论研究的人要视野开阔，更要有包容性。他需要将各种各样的风格都弄明白，并且找出原因，不然如何面对美术史上发生的那么多事情，历史上产生的那么多画家和作品，怎么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画家来说，往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即使所有人都认为好，他也可能认为不好，爱憎很分明，这肯定会影响视野，但这种影响恰恰也会促成艺术个性的形成，这就是搞理论和搞创作之间最大的区别。我觉得这两种我都喜欢，也都可以从事。画画的时候我也很享受，写作时我也能让自己冷静下来，保持旁观审视的状态。”他顿了一顿，说这么一想发现自己已多年没动过画笔，也许也是该拾起来的时候了，“就像该拾起那些多年前起念却没完成的研究课题……虽然每个人不可能都像费老那样，但他的那番话还是很激励人的。”也许理性与感性的交相辉映，就是郑工一路走来最概括的写照。

（2017.06.01 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