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夏天，项阳坐上了绿皮火车。两个月的时间，内蒙、北京、山东、浙江、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更愿意坐夜车，垫两张废报纸钻进座位下睡觉，这样还可省去住宿费。作为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项阳刚拿到了学校最高奖学金“嘉庚奖”，奖金800元，在当时，这比一年的生活费还多。“我设计了一个路线去采风调研，我导师说，这需要很多钱啊，我再给你500元。我老师……好啊！”项阳眼睛一闭，强忍住泪水，还是没有忍住。

师者仁厚，学生意气，那时物质虽贫乏，但人们对生活的热望和对学问的执着，或许非今人可追。

项阳做学问从很早开始就注重“田野调查”。他认为，只有将历史文献与活态材料结合，深入乡间社会，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才能有所创见。项阳常说，“最初为发现问题，接下来是整合问题，然后是作案头，带着问题回到田野。循环往复，终会有所收获。”

近30年来项阳的学术领域主要有三：先是研究中国弓弦乐器史，其后重在“中国乐籍制度研究”和“以乐观礼”。项阳的学术研究以“跨学科”、“高产”、“具前瞻性”著称，具有“以历史学者身份进入田野、以人类学者身份反观历史”的学术风格，可以说他一直努力探索一种新的音乐学研究范式，即“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新史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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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学术之路，项阳说首先还得感谢改革开放，以及贵人相助，不然他可能仍然扎根“广阔天地”，或者在某个菜市场中卖菜（他从知青点招工到淄川区蔬菜公司，但未报到），又或者在淄博市文工团任演唱队员。

项阳著作

项阳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大学生，即所谓七七级。1978年初他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学习音乐教育，1982年毕业分配至山东昌潍师专艺术系从事声乐课教学。同年夏天，项阳参加了教育部在山东烟台举办的高师系统中国音乐史讲习班，黄翔鹏、夏野、郭乃安、冯文慈、李佺民、汪毓和、陈聆群、周畅等学界著名的学者开讲38天，其中许多学员后来在音乐史学界颇有建树。

1984年，由于系里担任音乐史课的老师调离，项阳开始兼任中国音乐史课。“在教学过程中，我深感基础知识储备不足，便到中文系旁听古汉语、古典文学、现代汉语等课程。”

在昌潍师专时，项阳就陆续在《人民音乐》、《音乐艺术》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引起了学界关注。

1988年，项阳考入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读研究生。他记得在进入厦大的第一堂课上，导师周畅先生说：“厦门大学旁边就是海，你还会只到游泳池去游泳吗？”周畅想告诉项阳，应该借助厦大综合大学的学科优势，调整知识结构、扩展知识面。所以，项阳除了完成教学计划中音乐系的课程之外，先后到中文系、人类学系、哲学系选修了系列课程，包括中文工具书使用、汉语方言学、文字学、训诂学、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甲骨文释读、文化人类学、艺术文化学、当代艺术文化思潮等。

“研究生教学计划32学分即为完成，我拿到59个学分，还有两门课旁听没要学分”，项阳说：“我在厦大听人类学系的课，才知道这个学科竟然有15种以上的学科方法论，现在还不止这些。在老师的引导下读了几本相关的专业理论书籍，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研究什么。我的体会是音乐学的学子们既要关注本学科的前辈们在多学科方法论的结合点上所做出的成果，又要直接将触角伸向文化人类学的元理论，并且关注这个学科本原的发展，用以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跟上学术前进的步伐。”

至今，项阳还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这门课印象深刻。“当时，全国有三位最有名的讲黑格尔的学者，张澄清教授是其中之一。”

周畅先生让项阳设计两个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拿来讨论，一个是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一个是弓弦乐器。最终先生为他选定了后者。因为前者过于形而上，后者是小切口深路径宽触角，自此，项阳的学术研究也有了“立体研究”的格局。答辩委员会认定他的研究有“学术突破”，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所长乔建中先生参加了他的答辩，并将其接纳到音研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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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项阳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音乐所的老所长乔建中先生将自己承担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的任务交给了他，并称山西文化内涵丰厚，值得好好调研。在几年的时间里，项阳北京、山西两地跑，山西的每个县他都跑到了，并挖掘出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开启了对于历史上一个社会群体——“乐户”的音乐学研究。

项阳在日本讲学

“做这个题目我可谓废寝忘食。音研所图书馆的诸位老师对我阅读丰富的馆藏资料提供极大便利，于是我做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当时音乐学界对乐户问题几乎没有涉猎……我本想将这种现象做出相对系统梳理即可告成，待初稿两章七八万字写成，却在深研文献之时突然悟到乐户应归于跨越一千又数百年专业、贱民、官属乐人的国家制度——乐籍制度。”当然，学术敏感性的生发必定是要以扎实的基础为前提的。

由于项阳连续两年参加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学系博士研究生的答辩，并担任答辩秘书，他认识了袁静芳先生。先生关切地问他何以不考博，项阳解释，作为科研单位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没有公费名额，而读博士的学费是他年工资的数倍。先生鼓励他考中央音乐学院，说教育部系统有公费名额。在山东曲阜举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上，袁静芳先生再一次与项阳进行了长谈。

“我读完了先生《民族器乐》和《中国佛教京音乐》两本著作之后更促使我决心跟随先生学习。”项阳说。

读博期间，项阳也正在做中国艺术研究院课题“中国弓弦乐器史”，他想干脆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位在中国弓弦乐器活态考察及乐曲辨析。但是袁静芳先生指着他提交科研成果目录上新发表的一篇《山西乐户考述》让项阳讲讲，听完之后，她不容分辩地拍板道：“就做乐户。”于是，项阳前往北京大学选修“明清经济史”——如此把握乐人的生存状态；到中央民族大学选修“民俗学”——了解当下乐户后人们以民间礼俗为生计。由于第一年学分课程任务重，他常常要从东直门外先到中关村、再到魏公村、还要赶到西便门，然后回到东直门外，一天就有数十公里的路程。袁静芳先生知道后讲：“你这一年的地铁票留好我给你报销。”“我当时以为老师是用课题费帮学生解决困难，但后来我自己做国家课题时财务部门告知这些票不能报，才恍然当年的地铁票是老师自己掏钱给我‘报销’了——这让我一生铭记！”

当项阳实实在在地踏进乐户——乐籍研究，他感受到这是音乐学界乃至大学术界鲜有开垦的“富矿”。“如若不是袁静芳先生的慧眼与坚持，我很可能会走另外的学术路径，不可能从乐户到乐籍，再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中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的承载者及音乐形态进行深研，也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史论结合、提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并与当下民间礼俗用乐活态存在相接的有突破性的选题。”

如今项阳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和论域多与这一领域相关，已经形成了学术团队。“人文学科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写出的硕博论文才有深度。”项阳感慨。“从接触到乐户后人群体到挖掘出乐籍制度，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发现问题之后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就要动用自己的学术积累，进而继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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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阳的研究有着这几个特点：一是运用多学科知识，有整体意识；二是不囿于既往有问题意识，主动与多学科学者交流与沟通，多视角把握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培养逻辑思辨能力；三是从多种功能性意义上认知传统音乐文化，探索国家与民间、制度下的组织态传承与传播和自然态传承传播的互动；四是在研究中自觉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注重从实地考察中寻找学术点并与文献对接；五是提出“接通”理论，强调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将许多看似不相关者联系起来；六是提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由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构成，互为张力共同架构。

项阳采访陕西户县乐户后人崔永义

2014年，项阳出版了《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论文集。其中列于“理念认知”标题下的9篇文论，已经形成了诸多关于功能主义理论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相结合的学理层面的深刻阐释。每一论题必有文献工作和田野工作的支持，并形成了一种近乎带有故事情节性的理论表述风格，其文化色彩闪耀其间，读来颇耐人寻味。而在其列以“接通历史”标题下的7篇文论中，可以发现他是以乐籍制度为主线，接通了“俗乐”发展的这条音乐文化的主脉。

项阳又跟我讲起他“参与国学”和开博客的一段故事。2006年7月下旬，项阳正在陕北榆林地区考察，突然接到《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个博客圈。项阳不知博客为何物，又听是讨论国学，诚惶诚恐。不过再细想一下，“乐文化”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既然是传统文化，广义地讲，似乎就应该属于国学的范畴了。

“先秦之时，诸子百家均论乐，是为‘传统’，可为什么后来这个传统丢失了呢？是否因为音乐越来越形而下，使得我们的‘学者’们不屑了呢？”项阳反复思考此类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乐越来越注重“俗”、“娱”的层面（虽然也有人再将其分为所谓的“严肃音乐”、“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但都应该是“俗乐”下的细分理念），可能这是国学家无意论乐、论道者。作为俗乐——为人欣赏和审美所创作的音乐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应该是为主流，这是毫无疑问的。就这些音乐及其演奏所展示的技艺说来，更多被认为是形而下的、更有甚者历史上将其称之为是“贱工”的行为，所以才导致了古人欣赏音乐、品玩音乐，但却不尊重专业乐人意识的存在。其实，形而下的学问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则应该是“国学”所研讨的范畴，依照当下的理念，也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些年来，项阳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礼乐观念的现实存在，多种礼的样式的活体传承，与礼相辅相成、依附共生的传统音乐也是生生不息。“何以致此呢？我们不能不看到乡村社会之中实际上依然是农耕文化传统的延续，而这些古礼恰恰是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下的乡间社会之中，作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编织的网并未从根本上破坏，如此，礼俗才有其生存的文化空间。如果学者们能够从书斋之中走出来，相信能够对于‘古礼’的现实存在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值得我一生去追求的境界，淡然、超然——很难。我常用这句话作为对自己的勉励。”项阳说，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诱惑，因此特别容易浮躁。当你认准了学术方向，就应该尽量排除干扰，努力创造学术环境和条件，制定出近期和长期计划，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有限，学术生命更短。能够在有限的生命空间之内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好。

人物简介

项阳,音乐史学家、传统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独立承担国家社科课题“山西乐户研究”、“中国乐籍制度研究”、“中国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参与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主编山西卷）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四十余篇、著作十余部，如《中国弓弦乐器史》（1999）、《山西乐户研究》（2001，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当传统遭遇现代》（2004）、《中国传统乐舞》（西班牙文版2004）、《乐户：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承载者》（日文版2007）、《以乐观礼》（2014）、《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2014）；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与陶正刚先生合作，2000）等。

礼乐教育——中国古代人格塑造的重要方式

中国是一个重社会和谐、社会秩序的国度，三千年前的周代，国家重视礼乐文化的发展和建构，由此生发出了礼乐与俗乐两条用乐的主导脉络。所谓礼乐，是在国家意义上因应社会人士种种仪式性情感诉求固化存在的乐舞形态，有着多种类型和多种层级，这类型分为吉嘉军宾凶，这层级分为王、侯、卿大夫、士，依不同类型和层级展现多种乐的组合形态，重在社会功能、实用功能和教育功能。所谓俗乐，则是在非仪式性场合展示和表达情感的音乐形态。这种形态有着丰富性和多类型性，更多强调审美、欣赏与娱乐意义。诸如歌舞、说唱、戏曲以及多种小曲、小调与器乐形态都在此类。

由于礼乐重视群体意义，是歌舞乐三位一体，从国家意义上需要专门的机构培养乐人群体仪式为用，所以说，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首先是从礼乐教育开始，培养专业乐人在国家所需的诸种仪式场域中为用。国家利用这些仪式性的礼乐形态培养和塑造“国子”的人格，因此，这些专业乐师和乐工便承担起培养国家人才的重任，使他们通过礼乐的学习，参与诸种仪式而感知和体味社会礼仪文化，在仪式中培养和敬、和顺、和亲的情感，亲近社会，努力塑造和建构社会的和谐。

作为乐这种形态有着稍纵即逝的时空特性，在没有乐谱和舞谱的情状下这乐需以人活态承载，作为仪式中的乐在创成之后首先由专业乐人传习，然后再由他们向“国子”教授。因此，中国礼乐教育面对两种人，一种是专业乐人，一种是进入国家体制内学习的青年才俊。作为前者是职业行为，后者则要通过前者的传授把握乐与仪式相须为用的内涵，进入国家展示情感诉求的多种仪式场合不至于茫然。首先这是礼，通过仪式培养“国子”的敬畏之心，所谓“天地君亲师”的意义，其次是在多种类型的仪式场域中所用的乐，无论礼仪、乐仪和乐之本体都要学习，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诗，是艺术化的语言表达方式，通过诗化的语言展示做人的道理，这些都要符合礼的规范。将诗与礼仪统起来的形式一定是乐。与仪式相须为用的乐具群体性（不同乐器组合，乐舞与乐歌融为一体），通过仪式加以“固化”，使之具有整体意义。

在国家意义上，从宫廷到诸侯国都要实施礼乐，必须有相应机构承载礼乐训练、展演和教育过程，在宫廷中以“春官”属下的大司乐领衔，而诸侯国则为“有司”，这是三千年前的皇家音乐学院和地方“音乐学院”所要教授的内容。这种机构既展示礼乐，又从事礼乐教育，乐德、乐语、乐情、乐化等等融于其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人才的人格塑造。相关内容在《周礼》、《仪礼》和《礼记》中记载明确，诸如对应国家最高祭祀祈福仪式中所用的“六乐”，在庆典仪式中的用乐，迎接国宾时的用乐，在军队出征、凯旋仪式中的用乐以及为圣贤、尊长和亲人送行仪式中的用乐等等，彰显仪式的多类型性和情感的丰富性意义，为走向社会的人们全面人格塑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样的礼乐形态自周代以降三千年中一直存在，如此显现中华礼乐文明的意义。国家重视礼乐教育，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音乐教育的特色构成。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也承载强调技艺和审美的俗乐形态，以丰富社会的音乐文化生活，这同样是教育的职责。这些年来，由于只强调审美娱乐，而忽略了乐在中国历史上所承担的多种功能性使命，学生们淡化乐在仪式性情感诉求中为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正如西方社会教堂等场合亦为仪式性的情感表达，我们的音乐教育不能忽略文化中所需要的礼乐——仪式用乐的深层。这乐自身没有什么礼俗之分，是人类社会赋予音乐教育多种功能性意义，在人格塑造的意义上应该全面实施。

(文／项阳 原发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17.04.01 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