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命运总会被大时代的风云所袭扰，李希凡没有想到，自己和蓝翎共同撰写的与红学泰斗俞平伯商榷的《红楼梦》评论文章，因得到毛主席“敢于向权威挑战”的赞赏而扬名天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思想文化运动热潮，他随后的人生，也因此而彻底改变。

李希凡与夫人徐潮

回望自己90年的起伏人生，李希凡眼眶几度潮润。辉煌也好，误解也罢，大多都已归于平静和淡然，但总有些人，有些事，会随着记忆闸门的打开，泛起涟漪。

“我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为此闯了不少祸端，犯了不少错误。”先生开门见山，谈起自己的“过”。他先提到上世纪50年代在《文汇报》发表过的一篇《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文章。

“我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有时是一些教条主义观点在作怪，作家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敏感正是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我却用条条框框评论了这部作品，还给作者扣了“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大帽子，的确有失偏颇，连毛主席都批评我脱离群众。”而让先生颇为感慨的是，王蒙并无芥蒂，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还邀其来艺术研究院任职，“王蒙是大度之人，我们也从未面对面提及过此事。”

李希凡干了一辈子文艺评论，写了500多万字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是直抒胸臆。他喜欢直来直去地论争，也从不将论争对手当作大人物，只是对不同观点提出挑战，“没有论争就没有学术进步，不怕稚嫩，不怕匆促，展开批评是对著者的最大尊重，即使扭曲的批评，也需在新的批评实践中纠正。”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批判引发了全国性的思想政治运动热潮，但这是作为“小人物”的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在李希凡今天看来，精神世界的问题，并非批判运动方式可以解决的，尽管，这场运动将学术方面的意识形态问题搞成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但这场运动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红学研究的新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重点关注的就是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对于俞平伯,李希凡是有内疚的，“第一次见到俞先生，出乎我意料，是一位穿着长袍而拙于言词的老人。这场批判运动，给老人很大精神压力，只是我们当时不可能有这种考虑。尽管文章有些‘粗暴’，但我依然不同意他对红楼梦‘小趣味儿和小零碎儿’的认识。”

1979年5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召集茅盾、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蓝翎等学者集会，那是1954年席卷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后红学名家们的首次大聚会，目的之一就是消除历史隔阂，李希凡被安排与俞平伯同桌，“那一次，我郑重的向俞先生敬了一杯酒。”

面对记者，老人一如往昔的真诚讲述，让人动容。那份真性情一如他对于执着了一生的文艺评论的态度，不违心、只唯实，始终饱有学者的良知和文艺批评的求真本色。

当年，没接受江青为历史剧《海瑞罢官》写批判文章，让李希凡在“文革”期间，因“不听江青的话”，被送进“牛棚”。却未想到，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又因与江青有所谓的“通信”，被说成是“江青黑线上的人”，并因此再次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时代的潮起潮落，给知识分子的生活平添了难以预想的戏剧性。特别是谈到昔日伙伴蓝翎，先生亦几度停顿。斯人已逝，但那个无法被掌控命运的时代所造成的恩恩怨怨，却成为其一生挥之不去的遗憾。

2016年12月8日，“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一生以笔为武，经历了诸多起起伏伏，但先生依然说自己是“新中国的幸运儿”，“我始终畅快地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尽管会被误解，会要论争，但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能够一生从事所爱，又能在文艺评论繁荣的时代参与其中，已是极为幸运。”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在“李希凡与当代红学”研讨会上坦言，“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动中，始终能做一个有判断、有取舍、有坚守、有定力的好人很难，而李希凡先生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否定学术的政治属性和学术意识形态的属性，但不愿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泛政治化，他就服从真理，这种敢说真话的文艺批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为新中国红学的开创者，李希凡因红学研究成名，同时，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戏曲学理研究等方面均成绩斐然。一个甲子的文艺评论生涯，他继承了鲁迅、吕荧、李卓吾、杨向奎等前辈学人的风骨，从未因某些观点出自权威而回避退让，成为文学评论界当之无愧的“战士”。

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不能将“历史事实”等同于“艺术真实”

2016年12月8日，“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这是为庆祝李希凡90寿诞而特别举行的，也是中国红学会第一次以李希凡的名字召开的红学学术座谈会。

原本只是小范围的一次座谈，却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学研究专家，其中一些是慕名赶来，就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表达对先生深深的敬意。

新中国红学、当代红学绕不过李希凡的名字，他是过去60年贯穿中国红学史的关键人物之一。虽然，他自己都未曾想过，和蓝翎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会引起毛主席的关注，并引发震动全国的大规模思想批判运动，但事实上，正是这篇文章的“第一枪”效应，开创了新中国红学研究的新局面。

“那场批判运动按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毛主席的评价有点高，其实，他就是看到两个共青团员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红楼梦》而给予表扬。”谈及当年的一夜成名，李希凡报以理性的回应。

早在大学期间，李希凡就很不喜欢有些学者将文学作品当做考证对象。当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把《红楼梦》索隐为“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对于这种“阐证本事”的研究方法，李希凡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后来胡适对作者是曹雪芹及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是其一大贡献，但其认定《红楼梦》是记述曹家家事，比如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等，在李希凡看来，都是对素材与创作关系的混淆，“这是完全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让伟大的文学作品成为平淡无奇的家事记述，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李希凡对中国古典文学是有深厚积累的，大二时他曾写过一篇《典型人物的创造》，成为《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文章。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发表前，他就曾对古典名著发表过见解。1953年1月，他读到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虽认为张先生对宋江史学考证颇为可贵，但由此否定文学形象的宋江，他难以认同，“这是忽视了中国历史文学的复杂现象，虽非考证的历史真实，却是被压迫农民数十次大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历史真实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

随后，李希凡写了《略谈〈水浒〉评价问题》等一系列和《水浒》研究专家们探讨商榷的文章，也正是那个时候，他开始思考“水浒现象”在中国历史文学的普遍存在，以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在人民心目中的臧否评价。他始终认为，文学不能混同于历史，不能用“历史事实”的考证，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从而歪曲或否定作家源于生活进行的典型艺术形象的概括和创造。这个基本观点，后来又延续至其为曹操翻案和《红楼梦》研究的论争中。

《李希凡文集》（全7卷）

看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是在1954年3月的《新建设》杂志上，“我不赞成俞先生用‘色空’观念概括《红楼梦》创作思想，这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曲解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尽管曹雪芹的思想也有虚无命定的色彩，但《红楼梦》的整体反映却是‘百科全书’式的真实，其对封建社会生活深度和广度的刻画，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正是共同的认知，促成了李希凡和蓝翎后来的合作。《文史哲》第9期刊发了他们与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和其他》的评论文章，“从索隐派到新红学派，始终不把《红楼梦》作为艺术创作来评价，让我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首先着眼于《红楼梦》对封建阶级统治的批判和揭露，而新红学派只在琐细考证上下功夫，却看不到贵族统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以及意识形态、等级观念渗透在人物性格中的表现。比如贾宝玉，虽是贵族青年，但同情弱者，憎恶等级压迫，反对理教杀人，是人文精神的时代闪光。”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又写就了第二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

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他们的两篇《红楼梦》评论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及文艺界相关负责人传阅，正式发出了要在文化领域掀起一场政治运动的先声。

毛主席称李希凡和蓝翎为“小人物”，信中表现出对文艺界“大人物”与学术权威的强烈不满，并直言“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开火。”

当时，毛主席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一向十分重视，他喜欢《红楼梦》，曾言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其中之一便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并始终坚持将《红楼梦》当做社会政治小说来读。“毛主席认为俞平伯的文艺批评就是‘胡适哲学的实用主义’。他不过是借两个‘小人物’批判30多年来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严重的是学术界的党的领导对胡适思想的麻木不仁。”

“我是喜欢论争的，但两篇文章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们没有思想准备。”李希凡学生时代的理想是去文学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后因毛主席的“那儿不是战斗的岗位”，随后调他入《人民日报》任职，就此开始了长达32年的文艺评论编辑生涯。

1980年7月中国红学会成立，随后《红楼梦学刊》和红学研究所相继创办，一系列学术活动就此展开，而这都离不开李希凡的鼎力支持和参与。此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现象、流派、人物、特点做了深度而科学的研究。2006年6月1日，付出其心力最多的50余万字的力作《传神文笔足千秋》出版，被认为是李希凡对新时期红学的又一重要贡献。2015年，作为最初的编撰者，先生又以88岁高龄，参与到《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中。

面对红学现状，李希凡是有深深忧患的。红学发展乱象丛生，新索隐和老索隐大行其道，阅读碎片化成为时尚，“《红楼梦》真正感动人的是小说本身，红学研究还要重视研究文本创作”，他对古典小说观点的核心是不赞成以历史否定文学，以历史拘泥文学，以历史贬损文学，“文学自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条件，文学是独立的审美创造。”

不忘初心，老而弥坚，可以说，终其一生，李希凡都在以己之力，推动着中国文学艺术的进步之路。

谈《中华艺术通史》  用生命践行的艺术灵魂史

1986年，59岁的李希凡就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这一干，便是十年。

十年任职内，艺术研究院的科研项目虽有史有论，但以门类史居多，比如《中国戏剧通史》、《中国话剧史》、《中国说唱史》等，却始终没有一部中华艺术的综合史论。在李希凡看来，艺术研究院作为艺术研究的最高学府，撰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应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李希凡担任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是国内外首部纵论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发展历史的大型史著

随后，李希凡在“八五”艺术科学规划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华艺术通史》项目，让他失望的是，无人问津，“这样一部需要集体攻关的大型史书，一定会旷日持久，组织工作不必说，就是经费来源，按国家重点课题资助也只是九牛一毛，这都使人望而却步。”

直到“九五”立项前夕，李希凡又想到《中华艺术通史》。1994年至1995年间，他组织召开了三次全院老中青各学科专家学者座谈会，就编撰《中华艺术通史》的意义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的可能性进行了研讨，“不少同志认为困难不少，但多数同志认为填补这个艺术学空白，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在门类艺术史丰富积累的基础上可以集体攻关。”

随后，该项目被确定为“九五”国家重大项目之一。

组织工作是首要一环，却没人愿意牵头，“我自知知识面不宽，特别是对魏晋以前的艺术领域接触不多，确有困难。但大家很有信心，依然建议我出面，就这样，我不揣浅陋，做了带头羊。不过，这也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因为经费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时，李希凡同时兼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分管课题立项，但他不愿占用全国规划课题的有限经费，也不愿占用院里仅有的40万科研经费，“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声言要自筹经费，可是谁来投资却一点眉目没有。”李希凡至今提及，仍觉后怕。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消息一出，竟有几家出版社登门面议，而最让他感动的当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常汝吉，竟提出可以前期出资200万。

于出版部门而言，对一项尚未进入编撰程序的国家重大课题，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支持，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常社长有见识、有气魄，若无他的胆略，我绝不敢轻易启动这项大工程，即使今天回忆这段情谊，我都是感激不尽的。”

规划与编撰这样一部巨著，并非没有争议。最具学术内涵的争论，在于是否有可能为中华艺术写一部具有内在整体性的通史，是否有可能以一部贯穿古今的史著，将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与现象融汇成整体，并使之具有起码的内在完整性。

1954年，李希凡在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初见毛主席

1996年8月20日，《通史》第一次编委会召开，李希凡作了《高标准要求把这部综合的艺术通史写好》的动员，他提出要在史的发展中，充分强调不同艺术门类独创的个性特征，又要重视综合比较中的总体脉络。“虽然中华艺术形态各异，却精神统一，描述纷披而有致，所以，《通史》不应是艺术现象的简单罗列，更不该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历史编目”。

李希凡非常认同宗白华先生的观点，艺术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相，引入精神飞越，更在于能进一步引人由美入真，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所以，在他看来，对中华艺术和美学精神的提炼与总结，该是这部史著最重要的理论收获，而这也是编撰最大的理论挑战。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作者们都非常重视不同时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论述，并力求与时代思潮和文化整体发展联系起来，这大大增强了学术含量，而这部分恰是过去有些艺术门类史的薄弱环节。

2016年夏，历经十年奋斗，《中华艺术通史》正式出版。翻开这部史著，你会发现，体例非常严谨。每册书前皆有提要，开始设导言，高屋建瓴地阐明时代背景和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后展开分门别类的论述。门类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特色在排列上各有侧重，但又能突出其主体特征。

这是中国首部包括美术、音乐、戏曲、舞蹈、曲艺等主要艺术门类的综合性大型艺术通史，按中国历史发展顺序列卷，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宣统三年，共分《原始卷》、《夏商周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上下编)、《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夏卷》(上下编)、《元代卷》、《明代卷》(上下编)、《清代卷》(上下编)、《年表索引卷》等14卷。全书800余万字，文物插图3000幅，引证文献典籍2000余种，引文注释近万条，涉及主要艺术家600余位，堪称一部真正的艺术史经典之作，也是世界首部贯穿“通”观念的综合性中华艺术通史。

1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是悠长而珍贵的。30多位学者，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部巨著，著名中年学者苏国荣、刘晓路，甚至在书尚未出版前便骇然病逝，他们所付出的，都是难以想象的辛劳和牺牲。在《通史》编撰的后期，一度出现资金拮据，学者们只能找便宜的招待所进行统稿工作，“那不过是一间十平米的房间，还正值盛夏，我们的夜宵也只有方便面和大馒头，通史结稿，就是奋斗在这样的象牙塔里。”李希凡记忆犹新。

1979年，新老红学家聚会，左起顺序为：蓝翎、李希凡、冯其庸、周汝昌、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

让他特别感动的是，10年中，召开过13次编委会，虽经常出现激烈争论，但也只是学术观点的分歧，大家都服从真理，为了一个目标，无人退缩，无人诉苦，“这正是通史编撰得以完成的关键，我由衷的感谢他们。”

尽管如此，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艺术，仍不免功力不胜，正如李希凡在《总后记》中所言，“我们深知，填补这样一部艺术史的空白，不会在初步整合中就结出丰美的果实，留下的谬误、缺陷和遗憾，也一定会在艺术史论研究中得到批评、纠正和弥补。”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李希凡亲临现场极为认真地从头听到尾，习总书记讲的文化自信、坚持高尚正确的艺术理想都让他感触颇深。

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如今，最吃亏的是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尽管大多数时候，甚至需要花镜和放大镜同时的辅助才能书写和阅读，但先生偶尔还会读读《环球时报》，看看新闻，他说最喜欢看到中国又研制出哪些新式武器，那是让他感到极为振奋的事情，因为祖国的繁荣和强大，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终生的夙愿。

（2017.01.16 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