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同志诞辰98周年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这是1950年初，毅然选择回国的朱光亚，在轮船上牵头起草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这份力透纸背的爱国情怀，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知道朱光亚的故事，正是从看到这封信开始。

如果查阅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中，钱学森和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的，《纽约时报》为此还曾发表文章《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说的就是低调的朱光亚。在中国战略武器发展中，他们的确难以分开，钱学森负责导弹和卫星，朱光亚负责核武器。

只是朱光亚生前，人们很难看到关于其个人事迹的报道，不是没人写，而是通通被他扣下，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即便撰写的回顾文章，他也是悉数列举别人和集体的贡献，却从不提及自己。他的虚怀若谷在科技界有口皆碑。1996年，朱光亚捐出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的100万港币奖金时，还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秘书不要宣传此事。即使身居高位，他也常以普通科技工作者自居，被认为是不改学者本色，甚至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纵观朱光亚的一生，可谓荡气回肠。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及历次核试验，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公认的“众帅之帅”，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有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等，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可以说，他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为表彰朱光亚对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12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在朱光亚72岁生日时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81岁时，朱光亚正式退休，此后约有一半时间，他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每年都会去看望他，他都会递交自己亲手完成的发展国防科技方面的各种建议，即使无法说话时，他仍在以纸笔进言，条条提议，拳拳之心。他曾讲：“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2011年2月26日上午10时30分，朱光亚病逝，享年87岁。他离世当日，北京漫天飞雪，让那个春天更显肃穆，他的离开，也是一个时代的走远。据北京天文台相关人士介绍，“朱光亚星”也是在每日上午10时30分落下地平线，巧合也好，其他也罢，“朱光亚星”都会在这个世界绽放永久的光芒！

201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朱光亚的颁奖词，是对其一生最好的诠释：

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以壮怀之心秉报国之志

1945年，为逼迫日本投降,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这一惊天之举，让世人看到了原子弹的威力，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在“中国也要有原子弹”的军事发展思路指导下，选派了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到美国寻求技术，并要求他们每人可以再推荐两名助手去进修深造，当时吴大猷推举的就是李政道和朱光亚。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前往美国，面对千里迢迢赶来的中国考察团，美国却毫不留情地表示不会向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究技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强烈地刺激了朱光亚，那时他就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为中国造出原子弹。

1947年，朱光亚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时留影（左起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

随后，他没有选择回国，而是跟随吴大猷留在了密歇根大学，开始学习对他来说并不熟悉的核物理学。为了理想，他拼命努力，4年苦读中，成绩全A，年年获得奖学金，25岁时便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此间，他还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公开渠道可查到的朱光亚仅有的4篇学术论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朱光亚难抑激动之情，带头将抗战时“打倒列强”的歌，填上“赶快回国”的词。1950年2月，他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前，取道香港，回到祖国。

在回国的轮船上，由他牵头，与51名血气方刚的爱国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饱含激情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很多中国留学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选择回国参与国家建设。

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原本有着优厚物质生活条件和优越工作环境的留学生们，能义无反顾回国，经常让今天的我们感慨万分，究竟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做出如此的选择？朱光亚的回答简单而厚重：忠诚报国。

回国仅4天的朱光亚，就站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成为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不曾忘记过自己的梦想，北大任教期间，他撰写了《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核武器的著作之一。在书中，他畅想过未来利用核能发电的图景，没想到1971年，他便欣然领命参与组织领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实现了久怀的梦想。

很多人不知道朱光亚还有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1952年春，他曾以英文翻译的身份被派往朝鲜，参与板门店停战谈判。虽然谈判没有结束，他就被派往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刚刚成立的物理系任教授，但当时美国军方利用核武器屡次威胁中国的场景，让他坚定了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决心。

1955年1月，中央决定搞“两弹一星”，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朱光亚随即被调往北京大学筹建物理研究室，这也是中国为打造核武器所做的最早的努力。当时虽然条件艰辛，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第一线，甚至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为学生讲授核能谱学，为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核事业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最早期的原子能大本营中，朱光亚领导设计的轻水零功率装置，让中国顺利地迈出了核反应堆制造的第一步。从1957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他便参与了在苏联援建下开始的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只是好景不长，1959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并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重要设备，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弹事业堪称毁灭性打击。关键时刻，在钱三强力荐下，35岁的朱光亚再次临危受命，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核武器研发的技术总负责人。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作为技术领导者，既要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要抓科研机构、队伍建设和管理，责任重大可想而知。而朱光亚总能将众多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科学家组织在一起，精心选择主攻目标，准确分解任务，掌握各个方向的研究进程，从多种可能途径中审慎决策。李政道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过，当年搞核武器的这群人，每一个都是帅，朱光亚作为“众帅之帅”能让这群人配合得这么好，挺难得的。

三年困难时期，国力贫瘠，关于原子弹工程是否“下马”的声音喧嚣起伏。关键时刻，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份文件对中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研制起到重要作用。后一份文件不但提前了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可安排较多测试项目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两份文件被誉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坐在撤离车上的朱光亚潸然泪下，他终于完成了赴美时的梦想。当晚的庆功会上，他酩酊大醉，据说，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醉酒。

1970 年6 月12 日，经毛泽东批准，年仅46 岁的朱光亚与钱学森一起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分管导弹武器与航天技术，朱光亚分管核武器与核技术，这也是对其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1987年4月，在国防科工委2000年高技术发展工作会议上，钱学森（右）与朱光亚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邹毅摄

中国的核试验除历经无数科研攻关的艰辛，还一度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1963年，为阻止中国核武器试验进程，美、苏、英三国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建议中国不但不能禁试，且要抓紧时机，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

此后，在他的组织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的成功，这也使中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极大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以严谨之思行精准之事

将战略层次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家的严谨缜密结合起来，是朱光亚特有的风格。

早在核武器研究所建所初期，为让选调来的科技人员适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需要，朱光亚便协助所长开展“科研小整风”，从理论、试验、设计、试制到技术总结，每个步骤都贯彻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三严”要求。

当时，核试验场区条件艰苦，但几乎每次重要试验，他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坚决落实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 字方针。对于突发问题，他要求必须弄清原因，找准措施，直到完全解决。他的言传身教，培育了核武器研究队伍严谨求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接触过朱光亚的人都知道，在他的语言里从来没有“大概”“可能”这样模糊不清的字眼，不清楚的事情宁可不说。即便在生活中，做任何一件小事甚至是说话，他同样追求准确、精确，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还记得，有一次，朱光亚在审阅“863”项目组提交的简报时，发现其中写到参加会议的有某某院士，朱光亚拿起铅笔，很工整地在“院士”两个字上画了个圈，在旁边写了一句话：院士不是职称，不是职务，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不宜作为一种称谓来用。

儿子朱明远讲，父亲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都会一一修改，且字迹相当工整。“如果谁写的文件没有被父亲改过，那个人就会觉得那是得到了极大认可，特得意。但这样的情况很少。”朱光亚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的数学系助教孙本旺曾告诉女儿，朱光亚当年的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掉一分都很难。

让儿子朱明远佩服的是，父亲干了那么多事，但从来没有见他手忙脚乱过。工作上善于统筹规划，生活中也是井然有序。

小时候，姐弟三人的衣服，总是被朱光亚收拾得利落整洁。冬天的衣服、夏天的衣服会放在不同箱子里。每个箱子上面写有一张纸条，标注谁的衣服，什么衣服。这样无论谁找衣服，都会很快地找到，一目了然。每天看过的报纸，他永远都按日期顺序摆放整齐。

让秘书张若愚难忘的是，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仔细交待他在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

朱光亚有个记事的大本子，家里人用公家的车办私事，谁用的，去了哪里，他都详细记下来，到月底，让秘书按照记录去管理部门交钱。

女儿朱明燕曾在父亲身边工作过，对于朱光亚的严谨、细致体会更深。“父亲出国参加会议的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出国回来把外宾送的礼物，都会交还给科协工作人员。科技会堂走廊礼品展示柜里，陈列了很多我父亲上交的礼品。事实上他在科协这样的单位，出国参会的机会是很多的，但很多次他都拒绝了。他只出去过少数的几次。有一次去澳大利亚，名单上有警卫员和秘书的名字，他拿到名单直接就把警卫员的名字划掉了。”

1952年，朱光亚与夫人许慧君在北京大学

看似不苟言笑，但朱光亚的细腻却是用行动表达的。他平时上班，从家到单位并不远，不用早去。但总会提前半个小时走，晚上故意晚半个小时回，就是为了让警卫员和秘书能赶着吃上单位的饭。他告诉孩子们，要把这些叔叔、阿姨看成是家人，所以，只要在朱光亚身边做过服务工作的人，调离时，他都会考虑他们今后的生计，让他们去学一门技术。

81岁才正式退休的朱光亚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偶尔听听古典音乐和京剧就觉得是一种享受了，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朱光亚是相当活跃的，爱好音乐，还与三位同学成立过四重唱小组。在西南联大读书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时，他都是校合唱队的成员。当年回国时，还带回近百张古典音乐唱片。

为了中国的核事业，他可谓倾尽一生心力，抛家舍业，放弃了太多原本属于他的自由和兴趣，正是那份淡泊之心和担当之责，成就了中国科技事业众多的伟业。他很喜欢杜甫的一句诗“细推物理需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那些流淌的关于他的点点滴滴的过往，细细回味，何尝不是其严谨一生“醉心物理，无意浮名”的谆谆写照！

（2021年第23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