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开国上将李达诞辰119周年

他与北宋思想家“横渠先生”张载同乡，骨血里蒸腾着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在民族危亡之际，从八百里秦川走出，走向广阔的革命天地，主动接受系统的现代军事教育，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考验 ，练就一副铮铮铁骨，一双勇担使命的铁肩，拥有过硬的现代军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开国上将李达

在其40余年参谋长生涯中，他因对军事地图烂熟于胸，在历次战争中屡立奇功，留下不少佳话，被称为“军中的活地图”；他多智善谋，有着卓绝的军事才干，先后与王震、萧克、任弼时、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邓华、杨得志、叶剑英等诸多高级将领共事，虽从未亲自带过一兵一卒，却在历次战争中，充分发挥其能谋善断的优势，为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享有“好诸葛”“一二九师参谋之父”的美誉，又被亲切地称为“老参谋长”及“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他就是开国上将——李达。

弃文从武  壮怀激烈

在百年党史上，有两个“李达”，一个是“文李达”，一个是“武李达”。前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之一，后成为深耕哲学领域的理论家；后者便是本文的主角——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成立多次浴血沙场的开国上将。

事实上，“武李达”也曾是一名书生，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眉县横渠镇横渠村一户农民家庭。虽家境清寒，但在父母四处借钱鼎力支持之下，他从11岁开始求学，相继读过私塾、西安私立东道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当一名小学教师。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1926年，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李达弃文从武，考入西北军冯玉祥在甘肃平凉创办的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西北军，后又随部被收编为第26路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26路军奉命进剿中共苏区。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领导人率1.7万人的26路军在江西宁都“剿共”前线举旗易帜，史称“宁都起义”。

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投向革命营垒，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等之后又一意义重大的起义。原本思想上苦闷、彷徨的李达由此加入革命阵营，正式入编中国工农红军，担任红五军团的一个连长。14年后，在与夫人张乃一举行婚礼时，李达特意把佳期选在12月14日，以此纪念加入红军队伍之于自己的“新生”意义。

1932年8月，李达出任湘赣苏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由此开始了他在人民军队中的参谋长生涯。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夙愿。11月，他升任湘赣苏区红八军参谋长，负责起湘赣革命根据地这一独立战略区域的军事运筹工作，成为军长萧克的得力助手。

1933年5月，为打破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李达先后在江西境内参与指挥了茶陵县九渡冲战斗、莲花县棠市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不凡战绩：前者毙、伤、俘敌旅团营级军官多人，缴获重机枪22挺、步枪1000支以上；后者俘敌600多人（含团长1名），缴获迫击炮2门、无线电台1部、步枪500多支、军服和军衬衣各万余套。鉴于为红军抗击国民党军发挥了巨大作用，李达于1933年7月荣获了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夏，中共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迅速组织红六、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红六军团负责执行“调敌”任务，任弼时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为大量调动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西征湖南中西部。李达参与指挥了西征途中的历次战斗，成功打破了湖南、广西、贵州敌军的围追堵截。在红六军团被敌军24个团围攻从约9000人锐减至3000人的危机情势下，李达集合所部组成特务团，继续和追击的强敌周旋达9天之久，并令所部电台时刻处于开机状态，直至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为后来红二军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后李达转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实际上是红二和红六军团统一的参谋长，协助贺龙等制定湘西攻势作战计划，并参与指挥两军团“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先后取得了湖南永顺县龙家寨战斗、桃源县浯溪河战斗的胜利，取得了歼敌3个旅大部和近2个团的成果，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贺龙曾赞他实力堪比乃至远超“八十万教头”林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方面军被抽调出来组建援西军，其主力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李达辅佐在邓小平、刘伯承左右，共同战斗、生活达六年之久。他们共同率领一二九师在河北涉县组织了闻名中外的响堂铺伏击战，开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李达还参与组织了七亘村、黄崖底以及太行山反“六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

1943年冬，李达在河北涉县留影，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期间，专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同样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军事才能，得到邓小平、陈毅等同志的充分肯定。他参与指挥了大快人心的上党大捷，歼灭阎锡山部3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军事试探。他辅佐刘、邓两位首长率部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在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又率部突破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跨越黄泛区，挺进大别山，亲自掌握各纵队反围攻情况，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组织实施。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重建中原军区的指示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李达辅佐刘伯承、邓小平及陈毅诸位首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宛西、宛东、郑州等战役。为迅速下达首长命令，及时掌握部队作战情况，他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陈毅为此笑称他“抱着电话机睡觉”；为打赢淮海战役，他组建各级支前司令部和指挥部，并组织修复铁路、公路，有力保障了作战物资的输送和伤员的撤退。

1938年，李达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主要领导合影。左起：李达、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采访记者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后期作战。其间，他协助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组织部署、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并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建设，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后来每谈及往事，杨勇都称李达是“活诸葛”，就连彭德怀也称他为“最好的参谋长”。

作战善用图  参谋多妙方

基于早期军事学校的科班训练，李达不仅具备过硬的军事理论素养，还掌握绘制地图的技能，对军事地图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并在历次战争中结合实践形成了一套开展参谋工作、培养参谋人才的有效办法。

李达曾亲自组织制图人员实地测量，用简易的测绘方法将北起九里关、南至漳河畔一带的村庄、人口、水源、资源等作了标记，搞清了晋东南、太行山和晋冀鲁豫接合部的地形，指导完成了《最新华北明细图》，绘制出我军首份分层设色的《太行军区形势图》。

1942年夏，李达带队在检查工作途中遭遇日军“扫荡”，被迫连夜转移。行至某十字路口处，侦察人员一时辨不清方向。李达策马赶到，反复观察，然后指着一棵大槐树的方向，果断指示：“走这条路。”工作组一行趁夜色从敌人的间隙中穿插急行，最终脱险。事后有人不解，问李达夜间如何辨别方向？李达展开地图道：“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不正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吗？”众人无不叹服。

1949年，李达等人进入庆祝南京解放大会会场，刘伯承（前排左一）、李达（前排左二）

晋冀鲁豫野战军途经黄泛区时，李达带领参谋人员先行出发，刘伯承、邓小平一行随后跟进。到达指定地点后，安排好宿营地，却迟迟不见两位首长的身影。李达料定途中有变，立即派一位参谋去接应，并详细交待，经某山、某河、某庄便可接到刘、邓首长。参谋按此线路，果然找见了二位首长。刘伯承事后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迷路的？李达回道，该村庄在地图上有重名，一东一西，因此断之。刘伯承赞叹：“李达是‘活地图’！”邓小平也连连夸奖：“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

基于此，李达在日后日常训练参谋的部署中，设计了一项“背地图”的要求，即不看地图也能将山川、城镇、村庄、道路、桥梁位置讲述清楚，做到倒背如流，图在脑中。其下属都知道，将军外出必带地图、指南针、放大镜“老三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这一习惯也没有改变。即便到了80岁高龄，他仍能记住全国2000多个县名。

李达还提出，做参谋，不仅须具备“四勤”能力，即腿勤、笔勤、眼勤、脑勤；还须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守口如瓶。用陕西话说，就是“胆正”“心细”。

在长征途中，参谋长李达既善于料敌，也长于临机，对司令部等参谋部门的建设、军事技术培训和部队管理教育等方面也有一套，使当时处于游击战争环境缺少训练的红六军团很快提高了整体军事素质。他事无巨细，从起草电报、下达命令到部署战斗，甚至打电话、发通知等，都一一关注。他还专门组织红二、六军团各部队进行技、战术训练，抽调部分连、排级干部开办训练班，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队列训练。为提高两军团的战术素养，他还叫参谋人员印发了由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下发各部队。通过种种举措，极大提高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战斗力，也相继培养出一批优秀参谋人才，如继李达后出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谭家述、日后曾任解放军总参作战部部长的王尚荣等。

担任一二九师参谋长期间，李达受命起草一二九师作战计划；遵照刘伯承的命令，绘制出准确的情报地图，详细布置了通信、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具体工作；在战斗中整理出一套《破路经验介绍》，对各参战部队的破袭作战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为改变司令部编制落后的情况，他在原有参谋、侦察、通信、副官四个科的基础上，增设了队列科（后又分为队务、训练两科），专门负责新兵的训练工作，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此举后来被我军其他部队效法。

1946年6月，李达（右一）与晋冀鲁豫军区部分领导在磁县马头镇动员大会上

1943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提出“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李达随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撰文《响应叶参谋长“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从参谋工作角度论述了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看此文章后，叶剑英欣慰地说：“我道为不孤也！我看，李达算得上是一二九师参谋之父！”

李达还潜心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研究刘、邓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撰写了40余篇基于军事辩证法、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军事论著，为发展我军的参谋业务工作以及为我军司令部和机关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退居二线后，老将军还积极撰写回忆文章，计有《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和《回忆百团大战》等，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军史资料。

1993年7月12日，李达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遵其遗愿，人们将其骨灰安葬在河北涉县将军岭。一生“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的将军，骨已销，魂犹忠，他与刘伯承、徐向前、王新亭、黄镇等一二九师战友魂归一处，永远相伴，继续守护一方曾共同战斗过的热土。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2024年第16期

作者：本刊记者  邓丽君 吕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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