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董其武上将诞辰123周年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被授衔的少将以上将领中，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占首次授衔总人数的10%以上，其中董其武、陶峙岳、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是起义将领中授衔、授勋级别最高的人。

董其武上将（1899.11.27—1989.03.03）

当得知自己将要被授予上将军衔后，董其武认为太高了，一度恳请要求降衔。毛泽东赞其高风亮节，却不同意其请求，他讲，“董其武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

董其武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其抗日有功，并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意义重大。

他参加抗战12年，打了忻口战役、太原会战等许多漂亮战役，是傅作义手下最能打的部将之一，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

他冲破重重阻力，于1949年9月19日，率10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为和平解放绥远和新中国建立作出巨大贡献。

他积极参战抗美援朝，率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成为“先锋大将”，为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贡献良多，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授予的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台宣传的写作，时至今日，在他的故居，能找到的文稿或底稿多达200份以上。

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功臣，董其武从不居功，为人低调，甚至多次主动提出降低职务和待遇。

“我决心为党的远大和先进事业努力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甚至生命。”1956年，董其武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因种种原因，直到1982年，其83岁时才被正式批准入党。得到消息时，他热泪盈眶，逢人便讲，“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并即刻写下：“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

1982年12月，董其武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3月3日，董其武病逝，享年90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2002年6月29日，董其武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墓碑背面的墓志铭为董其武亲自题写：“自古名利都是幻，留得业绩在人间”。这亦是其一生为党挚诚奉献的真情流露。

留下遗书不懈抗日到底

董其武90年的人生里，有一半左右的时间，与傅作义相交，随其南征北战，从团长当到军长，人们常说，傅作义身边有“两只虎”，董其武便是其中之一。

1981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其武对人讲：“傅先生是我的恩公，我这些年天天都在思念他。”

1982 年春节期间，李先念、胡耀邦、彭真、董其武、胡厥文（从左至右） 在一起

董其武出生于山西河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寄居在教私塾的舅父家，后在舅父友人的资助下，进入县高小读书。1918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学兵团招学生兵时，董其武东拼西凑借了10块大洋，徒步420公里去太原报考，结果在7500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学兵团。

经过近6年的学习，董其武走上从军之路。一开始，他加入的是国民革命军，但因看不惯蒋介石的做事方法，意欲离开蒋系部队另谋出路。恰在此时，傅作义在天津接任天津警备司令之职，正在扩编部队，对于傅作义涿州之战的英明，董其武早有耳闻，随后义无反顾加入傅作义部队，后深得其信赖和器重，两人自此建立了深厚而特殊的感情。

1936年，作为傅作义王牌第35军第218旅少将旅长的董其武，率部参加绥远抗战，被任命为红格尔图战役副总指挥兼前线总指挥。

绥远是中华民国时期划分的一个行政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早已对此处垂涎已久，若占据绥远，日本北上可威胁苏联，南下可进攻西北、华北，直驱中原，对中国腹地造成威胁。11月13日，绥远保卫战第一枪在红格尔图打响。

11月17日下午，正在前线视察的董其武，突然发现日军有撤退迹象，便于当夜对日军发起总攻，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董其武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一举击溃日军，毙伤敌伪军1700余人，俘虏伪军300余人，红格尔图大捷为整个绥远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当时，蒋介石尚未宣布国民党抗日的决定，整个国民党还处于“不抵抗”阶段，董其武却公然把枪口对准了日本人，实则英勇可嘉。之后，他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灵庙战役，再次取得胜利。

毛泽东曾给予绥远抗战很高评价，称其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

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后，各地报纸都把董其武誉为抗日民族英雄，还刊登了他的照片，这些情况被日军驻开封特务机关所掌握，企图对董其武留在开封的幼子董吉祥下毒手。几个月后，董其武才知道儿子被日本特务残害致死，不禁一次次泪流满面。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董其武写下遗书，随时准备奉献出热血和生命。据儿子董都祥讲，除绥远抗战外，令董其武记忆最深刻、也最为激烈的战役当属忻口战役和乌加河阻击战。

忻口战役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也最为残酷的一次会战。在作战十分艰苦被动的情况下，傅作义派董其武率218旅穿越封锁线插入敌后，偷袭日军板垣师团前线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在反击时，其左臂被突然飞来的弹片击中负伤，血流不止，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傅作义得知其负伤消息后，令211旅旅长孙兰峰急速前去接替他指挥，但董其武却说：“在这种紧要关头，我哪能因一点轻伤就退下去呢？”就这样，他带着伤，同孙兰峰一起指挥战斗，奇袭并攻占了日军的前线指挥所，摧毁了日军的炮兵阵地。

1940年的乌加河阻击战是董其武抗战中经历的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一书中如此记载：“董其武率101师死守乌加河，战斗从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22日五原日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26日才‘爬’到五原，然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此次战斗中，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被击毙，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除此之外，另有一支100人的日本矿业专家队也被全歼，阻止了日军对我国矿产资源的掠夺。

12年抗战，董其武经历大小战役296次。他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保存下来的有100多本，其中抗战的岁月堪称是最精彩的一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中，他与贺龙等八路军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这也为其日后坚定地追随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董其武还收养了许多抗日烈士遗孤，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让他们接受当时绥西最好的教育，解放后许多人还上了大学，成为有用的人才。

冲破阻挠完成绥远和平起义大业

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随之而来。作为一名爱国正直的军人，他反对内战，希望国家能够实现和平，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

尽管起初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并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等，但其实，他们都是在很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完成的，他们始终思考的是：“这是为谁而战？为什么人服务？”

解放战争期间，董其武被晋升为陆军上将，但他认为与解放军交战的历史不光彩，起义后，他从不说自己是上将，宁愿说中将，因为这个中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用鲜血赢得的，是光彩的。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他一度作深刻反思：“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足见其光明磊落的挚诚胸襟。

得知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董其武迅速飞往北平，请教老长官今后何去何从。傅作义告诉他，“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事实上，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董其武便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魅力，加之傅作义的一番话，都为他日后的起义埋下伏笔。

解放军对绥远能打而不打，能战而不战的政策，让董其武明白，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下定决心要脱离反动营垒，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但绥远方式的实现，绝非轻而易举，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被他所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后来的广州政府，已嗅出董其武有步傅作义后尘的气息，便不断制造障碍。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蒋介石甚至派毛人凤抓捕了董其武的儿子董呈祥，并将其胁迫至台湾，使得董其武此后再未见到过儿子，这也成为其终生的憾事。

面对重重困局，董其武不顾个人安危，团结进步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为保证起义顺利实现，他组织革新委员会，举办革新学院，在绥远军政内部开展各项革新活动，多次召集高级军官开会，与许多中上层干部个别谈话，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还加强报纸的宣传，以统一绥远各界人士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认识。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10月1日，绥远军民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赋诗：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董其武率部起义意义重大。绥远解放，让华北、东北地区再无战事，解放军可以放心抽调精锐部队南下解放全中国，同时，也为其他地区企图负隅顽抗的敌方将领带了好头，在董其武义举感召下，山西大同、陕西榆林、新疆、云南、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相继起义，从而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和平起义后，董其武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5日，董其武奉命进京汇报工作，谒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期间他两次见到毛泽东。董其武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拥戴，常对人讲：“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条生命！”

董其武在纪念绥远起义周年大会上讲话

绥远起义部队经过一年多的思政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锤炼，从组织上、思想上及军事技术、作风修养、武器装备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抗美援朝开始之时，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入朝参战，在他们负责修建3个空军机场的工作时，遭遇美军三次轰炸，平均每个机场遭到近2300枚炸弹，炸死炸伤官兵700余人，特别麻烦的是，要排除定时炸弹的威胁，大家纷纷写血书、决心书，最终他们在董其武的带领下，不负众望，排除全部1925枚定时炸弹，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保证了工期的如期完成，得到党和人民的赞誉。

董其武出生在旧社会，效力于旧军阀，后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他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不染恶习。为此，有人称他“董土包子”，他却丝毫不在意，依然按照自己奉行的原则生活。他信奉“寡欲精神爽，思多气血衰。”那时，国民党高官要员逛妓院是家常便饭，娶小老婆更是普遍，但他却不这样，一生中只娶了一个妻子姚勤修，两人相敬如宾，非常恩爱。

董其武与夫人姚勤修

妻子住院期间，只要在京，身体日衰的董其武都尽可能地前往医院陪伴，在1985年1月1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天在勤修的病床前，陪了她很长时间。一年多来勤修躺在病床上，心中不知有多么难受。我想只有我多来陪陪她，才能解除她的烦闷，所以几乎每天都来看看她，为她擦擦脸、洗洗手、喂喂汤饭或接接大小便。无事可做时，我就握着她的手，只要看到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也是对我的极大安慰。”

得知妻子不幸去世后，董其武捶胸顿足、锥心泣血，写下“我好像一座古塔顿时摇摇欲坠，好像一株古木顷刻枝凋叶落……”“恩爱六十年，诀别痛断肠。”足见他对妻子深沉的爱恋。

在妻子病重期间，除前往医院探视外，他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工作，多次率团前往华东华南等地参观、视察，并亲自起草报告，向中央汇报或反映有关问题。

祖国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忍受丧子之痛，毅然投入到卫国卫民的正义斗争中，关键时刻，他敢于弃暗投明，舍弃小我利益，成就了永垂史册的民族大义，也用军人的血性与真情，铸就了一个革命者的家国情怀！ 

（2022年第23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