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中夏烈士诞辰128周年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邓中夏的一生，有人称是“燃烧”，因其炽热的性格像一团火，映红了党的旗帜，也映红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旗帜。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1933年9月21日）：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留下弥足珍贵的革命火种

人们皆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关键性人物，他们因种种原因没能参加党的一大，但却少有人知，邓中夏也是建党的重要参与者，是原本的一大代表。

李大钊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邓中夏就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后来，李大钊发起少年中国会，邓中夏成为实际的领导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诞生的全国性进步青年学会，影响极大，毛泽东、张闻天、蔡和森、向警予、朱自清、田汉等均为其主要成员。由于要前往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大会，导致邓中夏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一大擦肩而过。但他随后出席了中共二大、三大、五大、六大和党的八七会议，并在二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三大、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和我党初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一样，邓中夏顽强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组织发起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斗争，参与全方位的革命实践活动。

他组织领导了“五四”运动，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卓越领导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工人运动最早的开拓者，是中国工会的创建者，组织策划和领导了包括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一系列著名的工人运动，并在实践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写下大量的理论文章，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较早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的理论；他也是南昌起义的第一个倡导者。他不遗余力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在狱中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经受住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考验。9月21日，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邓中夏，昂首走向刑场，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9岁。牺牲前，他曾对狱中地下党负责人讲：“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1950年，南京修建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时，毛泽东在奠基碑上题写了“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表达了对邓中夏等烈士的深切缅怀。1994年，邓中夏100周年诞辰前夕，家乡宜章建设了占地面积50亩的中夏公园。同时，“中夏希望小学”在邓家湾村建成。作为湖南省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邓中夏故居于2022年完成升级改造，5月17日再度开放。

据悉，66年前由著名军旅作家魏巍担任第一作者的“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经考证，确认该书主人公“钟夏”为雨花英烈邓中夏，该小说也即将被搬上舞台。

忠诚于党，持志如磐，邓中夏的一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仅以此文，接受先烈精神的洗礼，并以此汲取奋进的力量！

“我要做公仆，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绝不自私自利为个人单独谋财”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毛泽东诗中“五岭”之一的骑田岭，大部分位于湖南省南端的宜章县，县城北面的五岭镇因此得名，这里一个叫邓家湾的小村庄，正是邓中夏的家乡。

邓中夏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

为了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经由老师杨昌济推荐，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革命领袖李大钊等人，从此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命运相连的历史性人物。

邓中夏善于演讲，口才出众又热情洋溢，他和学生救国会的同学们一起创办的《国民》杂志，是北大校园内争相传阅的爱国杂志，封面上一位对未来饱含希望的青年凝神沉思、眺望远方的形象，是青年徐悲鸿照着邓中夏激情演讲时的样子所绘，那也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青年形象。之后的许多文艺作品中的“五四青年”形象，几乎就是参考了邓中夏的形象。

《国民》杂志阅读群体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宣传有一定局限性，为此他还发起成立平民教育演讲团，对劳动群众进行露天演讲，以提升思想觉悟，这为推动五四运动的进程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邓中夏等十几人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首个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邓中夏又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仍是学生身份的他，由此开启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不仅锻炼了邓中夏宣传、组织的领导才能，也更坚定了他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信念。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珍藏的《醒狮图》，这是邓中夏中学时代所画，他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将一腔热血、满腹悲愤化作笔，在深蓝色粗布上画了一头怒吼的狮子，以此发出不甘屈辱的呼号 

少年时期，父亲见他“思想激进”，预感他将会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并曾无奈地叹息，“将来恐怕不是我家的人了。”未想，一语成谶。

在邓中夏毕业之际，曾是清朝举人的父亲几经辛苦，为其在北洋政府里谋得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委任状”送来时，他却退回了，“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个官有什么意思！ ”他还和乡亲们说：“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要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绝不为个人自私自利单独谋财。”父子俩为此争吵一番，不欢而散，此后，邓中夏与家庭完全断绝了经济关系。 

唤起人民的觉悟、为人民利益舍生取义，是邓中夏始终的信念。

1932年秋，党中央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这是一项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社会各界同情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家属，营救被敌人逮捕和关押的革命同志，并通过各种方法争取无罪释放或减轻刑罚。

由于其在上海大学担任过教务长，又直接领导过工人运动，国民党到处悬赏捉拿他，大家劝他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话，可他依然坚持化名参加群众集会，他讲：“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倘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就失去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经过邓中夏的努力，被敌人破坏的互救组织短短几个月便得以恢复，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家属的工作得到广泛开展。无论处于何种境况，他都始终坚持和人民在一起。

邓中夏被称为工人运动的先驱，他为工人运动所做的一切贡献，已经成为其短暂生命中的光辉一页。

工人创造的东西最多，生活却最苦、最穷，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由此，邓中夏希望工人们可以抱团，“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

他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者》周刊，并将讲演团带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那里。他的这一开启性实践，使长辛店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演讲团也慢慢演变成半工半读的工人补习学校，在这里，他通过浅显的道理和生动的语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为维护工人权益，他还组织了一系列工人大罢工，其中，他领导的长辛店工人斗争的胜利，打响了北方铁路工人斗争的第一炮；他策划的开滦五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北方最著名的罢工；他亲自组织和发动的省港大罢工，持续16个月，前后共25万工人参与，创下了世界罢工持续时间之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后来，邓中夏将这些经验写入《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是最早总结中国工运经验和规律的著作。1943年延安解放社再版此书时一度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可以说，邓中夏是为实现工人阶级的使命而走向工人阶级的，又在工人运动中体现了一名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价值。

“我们都是党的战士，绝不能为了个人的爱而放弃对集体的爱”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内，存有一份关于邓中夏的卷宗，卷宗里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相片，照片背后有一行俄文——只给无所畏惧的男人，这是妻子李惠馨（又名李瑛）所写，这张照片是邓中夏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张全家福。

邓中夏夫妇与第三个孩子

李惠馨是李启汉的妹妹，为了革命，邓中夏夫妇总是聚少离多，在莫斯科的两年，成为他们最幸福的时光。1930年6月，由于工作需要，邓中夏回国，李惠馨和孩子暂时留在莫斯科。

1931年，身为中央委员、红二军团政委的邓中夏，正领导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却突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打击，被免去党内、军内一切职务。 

 “等候发落”的邓中夏只身来到上海，不能为党工作，也没有固定职业，生活陷入极大困境。有国民党相关人士借此机会挑拨离间，称其遭受如此对待，何必为此牺牲自己。每遇如此，他都会义正言辞地予以回击。即使党遭遇挫折，即使他个人受到巨大打击和误解，但他绝不叛党，因为背叛不属于选择了真理的人。

从莫斯科返回上海的李惠馨，在党的情报机关工作。得知邓中夏在上海的消息后，毅然向组织请求照顾邓中夏的生活，她讲，“虽然邓中夏被撤销了职务，但是只要他还是党员，他就是我的丈夫，我要和他一块生活，这是做妻子的本分！”

李惠馨随后调离地下情报机关，进入上海的一家纱厂做工。每月工资7元钱，其中3元交房租，夫妻俩就靠剩下的4元钱艰难度日。邓中夏不忍妻子一人肩负生活重担，便担负起琐碎的家务，天天准时备好妻子上工带的饭盒，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想法给妻子弄点好吃的，足见夫妻二人感情之深。也正是这一阶段，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因无力抚养，再度忍痛送人。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后，便在躲避敌人追捕中不幸夭折。第二个孩子又因夫妇二人工作任务繁重无法照料，被寄养到洪湖地区一农户家里。第三个孩子流落苏联。夫妇二人去世后多年，他们的后代依然音信全无，这无疑是那个年代革命者留下的无尽遗憾。

邓中夏曾对妻子讲：“我们都是党的战士，绝不能为了个人的爱而放弃对集体的爱。需要的话，是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去的！”

可以说，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夫妇先后失去了4个孩子，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牺牲。1928年，邓中夏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曾在一张表格的职业一栏填写了“职业革命者”几个字，他与四个孩子的故事，诠释了“革命者”工作的残酷与荣光。

1932年初，邓中夏再次要求组织安排工作，结果被派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帮助写写传单，刻刻钢板。作为一名中央委员去干这些事，有人为他不平，可他却认为能为党做点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空闲时候，他就抓紧时间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他说：“一个人遇到挫折是难免的，也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受到挫折便失去了信心。”

遗憾的是，1932年11月李惠馨被捕，随后的1933年5月邓中夏入狱，在法庭上，他们被敌人逼迫相认，却无奈不能相认。看着丈夫脸上的伤疤，妻子痛心不已。邓中夏被先带走了，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从身边走过，她却不能说出只言片语，只能将深情一瞥留给对方。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诀别。

狱中的李惠馨得知邓中夏被害，痛不欲生。为纪念丈夫，她出狱后将名字改为“李夏明”，表明要继承邓中夏遗志，继续其未竟革命事业的决心。1987年，李夏明逝世，享年78岁。

邓中夏诗作《胜利》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那么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

这是邓中夏在狱中所写，也是他面对死亡考验时，用富有哲理的语言阐释出的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022年第19-20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