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在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两位是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一位是瞿秋白的继女瞿独伊，一位是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1920年4月，在李大钊为建党奔走的日子里，瞿秋白加入他所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1年后，他们的后代共同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作为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他们真正用信仰的明灯，照亮了初心，也护卫了红色血脉，并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2021年6月29日，李宏塔荣获“七一勋章”。在他看来，这样的“高光”时刻属于革命先辈，“回望我们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多少前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2021年7月14日下午，李宏塔回到故乡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亲手将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

从获得“七一勋章”那刻起，他就希望将其捐给家乡，在他看来，正是这片热土，孕育了爷爷和父亲这样忠诚的革命者。

1990年，李宏塔陪父亲李葆华(右)在家中下棋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李葆华，一度被百姓称为“李青天”。

如此的家庭背景，却从来没有成为李宏塔“居高自傲”的资本，他总是讲，“红色后代”这个身份，带给自己更多的是责任，而非光环。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只是不断提醒自己，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把人生过得更加干净纯粹。

在民政系统工作的18年间，他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每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足迹遍布全省每一个乡镇。他传承祖父、父亲意志，始终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为政勤、为官廉、为民实，真正成为了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李宏塔常用这副自撰的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

李宏塔与家人在李大钊塑像前合影

如今，李宏塔已是古稀之年，但仍乐此不疲地担任着中华慈善总会的高级顾问。在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地推广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他深入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县城、村社进行考察调研的身影，他也一如往昔地常常自掏腰包进行捐助，他讲，“为慈善事业贡献余热，是我晚年的一件幸事。因为它能更直接地为困难群众服务，也能体现我这名老党员的价值。”

“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

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父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未娇惯过，更未让他们搞过特殊化，这也让李宏塔很小就具备了平民意识。

李宏塔出生时，开国大典正在筹备中，父亲李葆华整天为革命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母亲田映萱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委员，工作繁忙，一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所以出生刚刚19天的他，便被父母送到托儿所，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中学毕业之际，父亲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即便在这样的职位上，李家饭桌上仍是常年只见青菜不见荤腥。父亲常对他们讲，“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绝不允许搞特殊化。生活中，会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了，那人民就该骂我们了。”

父亲朴素的作风，在李宏塔心里扎了根。中学毕业后，只有16岁的他便报名参了军，随后，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成为一名农垦兵。临别时，父亲对他讲：“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在部队，李宏塔样样都干，每日犁地、播种、插秧、除草、沤田，不怕苦不嫌累。你很难想象，他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稻谷。在部队3年间，他从未懈怠过，先后被评为“劳动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退伍后，即便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李宏塔也是勤勉努力的。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厂子按“连”分，化工厂是一连，生产毒性最强的“六六六”农药，他每天就与工友们戴着防毒面罩上岗。由于积极肯干，他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并于1973年被推荐进入合肥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他仍然回到原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他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021年6月12日，李宏塔在家中书房读书，墙上挂着祖父李大钊和祖母赵纫兰的相片。李宏塔认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单单是讲写文章的事情，也是爷爷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改革开放之年，对李宏塔意义非凡，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式走上领导岗位，陆续担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与民政部门结缘，源于李宏塔的人生志向。38岁那年，即将离开共青团岗位时，组织部门曾征求李宏塔调动意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政厅，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在当时，很多技术员都选择了比较轻松的部门，可李宏塔选择的却是最难的。要知道，民政工作面对的是最困苦的群众，要办理的事情千头万绪，可他却讲，“我喜欢直接与困难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合我意。”父亲得知他的选择后，也大加称赞：“你跟我想到一块了，要想为人民做事，必须跟困难群众打交道，只有他们最需要党的阳光。”

在民政系统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他有一个“反方向工作法”被众所周知，就是下乡时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步行进村入户检查工作。

他讲，“必须离开公路，直接去问老百姓。沿着公路转，隔着玻璃看是了解不到真实情况的。”在困难群众家里，他亲手掀锅盖、查米缸、看存折、问细节，全面了解政策落实和救助金兑现情况。遇到没有落实的情况，他会立刻打电话给当地民政部门，当即解决问题。他常说：“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到乡镇了解情况，最后到县市听汇报，如此的工作方法，让汇报工作的人，丝毫不敢掺杂水分。

李宏塔是一个极为务实的官员，当年刚刚荣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时，他便针对安徽历年水灾频繁的状况，率先提出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之后，他一个一个的县市跑，狠抓落实。因有备而战，在随后安徽遭遇的百年罕见的大水灾情时，灾民才得以被安置得很好，这也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评价。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灾，为摸清具体灾情，李宏塔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起早摸黑，一个乡一个村的来往奔波，人瘦了一大圈，嗓子也说得哑了。在受灾群众的帐篷里，他感受着帐篷与机关办公室的温差，竟然让机关为5万多受灾群众腾出办公室做住处。他讲，“群众安置绝不能有丝毫马虎。”看到李宏塔为老百姓如此舍命奔波，一位老干部动情地说：“从宏塔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的革命家风，看到了革命后代的精神风采。”

安徽曾是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在总结汇报该项工作中，李宏塔实事求是，提出了税费改革后农村优抚对象和“五保户”优待供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给省里的报告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的拳拳之心，他的报告引起了省委和中央的高度重视，最终税改费中容易忽视的困难群体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7月14日，在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李宏塔将“七一”勋章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乐亭县委书记李轶（前排右一）从李宏塔（前排左一）手中接过勋章，并向李宏塔颁发捐赠证书  中新社发 刘江涛摄

作为省厅级干部，按规定是有配车的，可当了10年民政厅长的李宏塔，除了外出开会和下乡，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曾有好心人劝他:“你这一搞，厅里的副职怎么办?别的厅局怎么办?”李宏塔哈哈一笑:“按规定办，该坐就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骑车也是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嘛!习惯了，改不掉。”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还自称是“与时俱进”。 

当地有记者就此事采访李宏塔，他却说：“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没什么好说的。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

在民政部门工作时，父亲李葆华已调至北京，每次见面，李葆华都会问李宏塔最近有没有去基层，困难群众生活得怎么样，并嘱咐他，对工作要高度热情，不要总往家里走。父亲的谆谆教诲，让李宏塔受益匪浅，这也是他能在基层沉下心来始终为民干事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8年，60岁的李宏塔卸任民政厅厅长，一向不喜欢开后门的他，找到省委领导提出要到政协负责扶贫工作，最后他如愿以偿。他带队的调研，是公认的行程满、节奏快，他喜欢四处“寻丑”“揭短”，专挑条件差的地方去。农村的寄宿学校，城里的养老院、老旧小区……都是他关注的重点。可以说，无论在哪个岗位，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都是他心中最大的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人们在历年全国两会上，也总能听到他为困难群众的积极“发声”……

在李宏塔的印象中，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百姓事情无小事，百姓如天。”父亲告诉他，爷爷李大钊早年有句名言：“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他也因此时刻提醒自己，官越大，越要了解百姓疾苦，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这就是血脉传承的力量，也是一代代共产党员坚守的理想信念和为民情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莫大的幸福”

从1981年开始，李宏塔就已经是副厅级领导干部了，按照安徽省政府1982年的规定，他这一级别的领导，可以住70—95平方米的住房。

可你却很难想象，直到担任民政厅厅长，他都始终住在55平方米的两居室内，这套住房在整栋楼的最西面，冬冷夏热，屋内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好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全屋最时髦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制沙发。

有统计显示，自1987年调到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以后，李宏塔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而他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1998年是最后一次分房，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他又一次不顾妻子埋怨放弃了机会。有人提醒他这是“末班车”，他却幽默地讲:“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对住，他不讲究，对吃、穿，他同样不讲究，不抽烟，不好酒，不上歌厅，也不会去洗脚房。在他看来，一个人是否富有，更多在于精神层面，物质方面并不太重要。

这一点像极了他的祖父和父亲。

其祖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仗义疏财是出了名的，工资每月120块大洋属于高收入，但却经常因为资助他人过度，造成家里日常开销困难，儿女上学一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甚至无钱安葬。

2011年1月14日，时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宏塔（前右）在安徽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慰问困难群众

其父亲李葆华，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家中简朴得更是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李宏塔在民政厅一干18年，其间有许多人为他得不到升迁而“打抱不平”，可他却泰然处之，从未向领导提出过要求，这与父亲李葆华有关，他从不为子女的升迁打招呼，每当子女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时，还要嘱咐对方务必严格要求。

这令人敬重的家风，使李宏塔的清贫变得自然而真实。在基层调研遇到困难群众，他就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的事情，总会不由自主地自掏腰包帮一把。李宏塔的同事回忆，每次单位组织的各类公益捐款，他都因捐款数额最大，名字排在第一位。“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李葆华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他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李宏塔还记得，小时候，曾有人给家里送去几袋新疆葡萄干，他拆开一袋就吃，父亲下班发现后，立刻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只有一个权利，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他让家人将葡萄干退回，李宏塔吃过的那一包，也折价退款。

有人会问，时代不同了，这样的做法会不会不近人情？可对于李家人而言，这就是家风。

2008年，李宏塔的儿子李柔刚结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送了不少礼金。为了不影响当天氛围，李宏塔让婚礼正常进行，但第二天，每个参加婚礼的人都收到了退回的礼金。

“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亦是李宏塔一辈子的执着追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够心平气静地固守清贫，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装潢门面。

2005年7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的长篇通讯，文章主要写的就是李宏塔的事迹。

时光回到1998年，正在读大三的李宏塔的儿子李柔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面对党旗，庄严说出“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时，他内心无比震荡，因为那是曾祖父、祖父和父亲践行过的人生选择……

李家几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斯人已逝，精神尚存”！

（2021.08.01 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