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在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两位是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一位是瞿秋白的继女瞿独伊，一位是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1920年4月，在李大钊为建党奔走的日子里，瞿秋白加入他所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1年后，他们的后代共同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作为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他们真正用信仰的明灯，照亮了初心，也护卫了红色血脉，并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押赴郊野刑场，临刑前，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随后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6岁。

这一年的夏天，瞿独伊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她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这样的意外，让她一度哭得休克过去。

2016年，新华社制作了微电影《红色气质》，开头便是95岁的瞿独伊指着瞿秋白的照片说：“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

已经百岁的瞿独伊，曾随父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7岁的她，负责为代表做掩护，休会时为代表表演。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且健在的，只有瞿独伊。

开国大典上，瞿独伊用俄语播发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开国大典上，是瞿独伊通过广播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成立的俄语消息。第二年，她与丈夫被派往苏联，筹建新中国在国外的第一个新闻机构——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2021年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因身体原因，瞿独伊没能来到现场，大家是通过央视直播看到了她插着鼻饲管的画面。女儿李晓云代表母亲参加了授勋仪式。中组部部长陈希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向瞿独伊等七位未能参加授勋的家属代表转授了“七一勋章”。

2011年6月22日，讲述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故事的电影《秋之白华》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瞿独伊出席发布会，回忆起双亲的故事，情之所至，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中新社发 苏丹摄

在瞿独伊获颁“七一勋章”后，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向瞿独伊发来贺信，祝贺她荣获“七一勋章”，并祝她身体健康，生活幸福。7月2日，曾和瞿独伊一起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李多力和肖苏华，代表国际儿童院31名健在学员及所有朋友，拜访了瞿独伊，并向她表示祝贺。100岁的瞿独伊，对于很多往事已记不太清，但她却能用清晰的俄语和国际儿童院的伙伴们一起高唱《国际歌》，通过视频看到这一幕时，人们甚为感动！

原萧山党史特聘研究员洪献耕，与瞿独伊有过3次较长时间的接触，在得知瞿独伊获得“七一勋章”后，他不禁感叹：对于这样一位一生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从不向组织伸手要求，默默无闻的坚定革命者，祖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故乡人更为有这样杰出的乡贤而十分自豪。

不屈不挠的共产主义者

瞿独伊原名沈晓光，生父沈剑龙是浙江萧山衙前人，母亲杨之华是萧山坎山人。据瞿独伊讲，由于生父不愿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经不起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而堕落，这让杨之华心中怨愤，遂为女儿改名“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孩子，最后二人分道扬镳。

随后杨之华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她遇到一生挚爱，自己的老师瞿秋白。

1929年，瞿独伊与父母合影

瞿独伊第一次见瞿秋白是1925年，杨之华要带她走，却被沈家抢回，陪同妻子接孩子的瞿秋白当即落下眼泪，这也是杨之华第一次见瞿秋白哭。后来，在外婆帮助下，独伊终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并正式改名瞿独伊。

虽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在瞿独伊心里，继父对她比亲生的还亲，“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瞿秋白、杨之华工作都很繁忙，但每周都会带着瞿独伊最爱的牛奶渣去接她，陪她玩耍，父母的爱让瞿独伊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孩子工作不便，只好忍痛将其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但令瞿独伊没有想到的是，那次与好爸爸的分别，竟是永别。

每每谈及父亲英勇就义，她常常泪流满面，她不爱回忆往事，因为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经常不得不说，也是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

1935年秋，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自此，母女在离别五年后得以团聚。

原本回国后，母女二人要奔赴延安，却没有想到，1941年9月，在途经新疆时，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中共在疆人员及家属总计150余人。敌人看瞿独伊年轻，企图通过单独提审进行拉拢，他们劝诱说：“你还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马上就单独放你出去。”令敌人想不到的是，她的回答大义凛然：“我决不会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没有罪！要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

狱中阴冷潮湿，条件艰苦，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为了让狱友们一同锻炼身体，瞿独伊成了领队，每天带着大家做早操。她不仅自己补起了中文，还给同被监禁的同志做俄文老师。她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还参加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抗议活动等。

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过，在新疆监狱时，敌人审讯拷问瞿独伊，生死两条路。瞿独伊就说：我愿意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死也是光荣的。她在狱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也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后代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精神。

谈到四年牢狱生活，瞿独伊有自己独到地感悟：“坐监狱也有好处，经过考验。在监狱里头，看到党员过党组织生活，我有时候也旁听。后来自己入党的时候，就有了更深刻地理解，觉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

随着局势变化，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周恩来根据“双十协定”要求释放被关押的100余名中共党员，张治中应允。就这样，25岁的瞿独伊和母亲杨之华出狱，回到延安。

党中央为新疆蒙难同志的归来召开盛大欢迎会，毛泽东还特邀杨之华、瞿独伊等人到家中做客。不久后，毛泽东还单独请杨之华母女到家中吃饭。他郑重地对她们母女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6年，是瞿独伊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岁月，走出牢狱回到延安，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名誉得到恢复；母亲担任党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也是这一年，她和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当有人问起什么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东西，瞿独伊的回答是——爱祖国。

无私奉献的新闻人

1949年10月1日，是瞿独伊终生难忘的日子。

开国大典举行时，正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的瞿独伊接到临时任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新中国成立的俄语消息。

“一种民族自豪感使我激动不已，我是含着眼泪向苏联友人翻译解说大会的盛况和自己的感受的。” 那一年，瞿独伊28岁。她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俄语广播员。2019年，瞿独伊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依然心潮澎湃，她坦言，那是她一生中“永远的骄傲”。

瞿独伊与丈夫李何在莫斯科

1950年3月，瞿独伊与丈夫李何被派到莫斯科去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李何的护照是一号，瞿独伊的护照是二号。

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在从北京赴莫斯科的旅途中就开始了。1950年3月12日，是苏联第三届最高苏维埃选举投票日，为使每一位选民都有投票机会，在前往苏联的火车上也特别设立了选民投票箱，所以，李何和瞿独伊在火车上便开始对同行的苏联旅客进行采访，让他们谈谈对此次苏维埃选举的感受和看法。这条消息后来成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发自国外的第一篇新闻。

当时，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的编制和经费都很有限，莫斯科分社只有他们夫妇俩，所以，不得不身兼数职，既当记者、通讯员，又当翻译、译电员、打字员，甚至还当会计、炊事员、采购员，所以，瞿独伊常戏称夫妇俩是“八大员”。那时他们异常繁忙，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有一次，李何与瞿独伊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当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不仅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他们外出办事只能乘坐公共汽车。本来十分晴朗天气，突然下起大雨。下了公共汽车，他们不得不冒雨走了一大段路，才到达外交部新闻司。夫妇二人的衣服、鞋子全都湿透了。那位新闻司司长告诉他们，以后有些事情，不必亲自跑来，只要写封信，让单位派辆车，叫通信员送过来就行。瞿独伊夫妇回答：目前没有车，也没有通讯员，中国还是新生，一切力量都要放在建设上，这些小事我们能克服。

后来，全国取消供给制，大使馆党委按中央规定，给大家定级定薪，夫妇二人都觉得给自己定高了，主动要求降低职称以减少劳动报酬，李何每月工资减少400卢布，瞿独伊减少700卢布。在瞿独伊的心里，“工资能维持基本生活即可。”而当时夫妇俩在莫斯科的基本生活，既包括生活所需的各种费用，连记者站所用的电视机、收音机和照相机都是自费购置的。瞿独伊生病住院费用要比苏联公民高五倍左右，但她从未向公家报销过，其所得稿费也绝大部分交了党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缺少俄语翻译，所以国内有代表团访苏时，常常借瞿独伊当翻译，周恩来总理访苏、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举行宴会和在群众场合讲话时，也都由瞿独伊担当翻译任务。

莫斯科分社的报道主要以介绍苏联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具体经验为主，同时要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翻译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权威性理论文章，但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困难。

瞿独伊回忆，“我们每次采访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他们很刁难的。写好稿子，还要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回寄国内。”莫斯科分社与国内总社联系和发稿，也不通过电报，因为电报很贵，通常是寄发航空挂号信，每封信要2.4卢布，一般是每月互通一次情况，这个过程的手续同样繁琐，首先要由大使馆的译电员把所要发稿件译成电码，再用打字机打出，同时还要把电讯稿译成俄文，一条电讯稿，往往要发几个小时。于是，二人在发稿时，常常会反复推敲，精打细算，力求少花钱，多办事。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盛典，为充分反映当时苏联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瞿独伊夫妇夜以继日地工作，翻遍了列宁图书馆的报刊及有关资料，采访了曾到过新中国的第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消息和通讯。1954年后，李何被任命为《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他可以直接和《真理报》联系，因此采访就方便多了。在这期间，他们几乎跑遍了苏联各地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大的工厂、集体农庄、学校等，写出了数十篇通讯和报道，受到中宣部通报表扬。

可以说，莫斯科分社在瞿独伊夫妇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

瞿独伊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

1957年，他们奉命调回国内，瞿独伊“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不幸的是，1964年，因工作积劳成疾，李何心脏病发，突然猝死。半年后，瞿独伊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又因癌症，不幸去世。接连打击让瞿独伊悲痛万分。杨之华失去瞿秋白时34岁，瞿独伊失去李何时43岁，与母亲一样，她再未结婚，因为“再也找不到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

1978年，瞿独伊回到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据身边人讲，她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也不顾身体，只知道满腔热情地干。无论什么岗位，她始终忠诚地跟着党走，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直到老年还一直保持着延安精神，生活极为节俭。1982年，瞿独伊离休。

瞿独伊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挫折与变故，但她依然能够鼓足勇气，一直向前。她喜欢各种运动，且坚持多年，性格开朗乐观。71岁那年，她还拿下北京市老年交谊舞大赛探戈、华尔街、平四三项冠军，每当有好事者问她年纪，她总会幽默回答，“今年芳龄刚十七”。

她说，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什么是幸福？在她看来，就是替离去的人好好活着。

7月1日，女儿李晓云把“七一勋章”送到瞿独伊床前，熠熠生辉的党徽，让她眼中燃起了荣光，那是她的骄傲，亦是她与父辈和时代奋进者共同的荣耀。

（2021.08.01 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