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引领 为健康护航

王立群

博士，星奕昂 (上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细胞生物学学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以及辛辛那提萨维尔大学工商硕士，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博士后。

曾在美国宝洁、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以及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的重要管理岗位上任职近20年，参与和主导了多个新药的研发及转化工作。在西比曼生物科技担任首席运营官期间，全面管理公司运营、细胞治疗产品的生产、药理和临床研究，并兼任干细胞事业部总经理。曾任复星医药副总、首席技术官，复星医药和美国凯特合资公司复星凯特总裁。用不到三年时间带领复星凯特完成了奕凯达的技术落地，注册临床和生产，成为获中国药监局批准上市的首个CAR-T产品。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今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

星奕昂 (上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星奕昂”）是一家专注于iPSC-CAR-NK通用现货型可量产化的免疫细胞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的创新型生物医药公司。在星奕昂首席执行官王立群博士的带领下，星奕昂秉承“聚焦原创技术研发管线，打造高质规范行业标杆”的使命，通过自主创新研发和与全球领先机构合作相结合，致力于开发通用现货型、可量产、可治疗实体瘤、具有临床价值导向的免疫细胞创新药物，可大大降低细胞产品的生产成本和终端价格，为全球肿瘤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药物。王立群博士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社会担当，国家的需要决定了他的人生目标；他始终在科研创新之路上坚守、前行，为人类的健康，为中国创新药物研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异乡求学漫漫路   一朝学成报故土

致力于推动新一代免疫细胞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无数留学人才放弃海外优厚研究与生活条件，加入建设祖国的“回国潮”，投身到科学事业与推动祖国医药事业发展的洪流当中。王立群博士是其中代表人物，基于30多年新药研发领域丰富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致力于在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将更多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为全球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药物。

1978年，王立群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当时流行一句话——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国内最顶尖大学，无论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录取分数都是最高的。

因为在校成绩优异，王立群在临毕业前被中科大指派首批赴美读研究生。中科大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是姐妹学校，当时马里兰大学的几位教授正在中科大短期授课，王立群就找到其中一位教授说想到马里兰大学读研。

“当时我没有准备任何申请资料，我们只是简单地交流，没想到他就承诺帮助我。那个时候赴美留学申请闻所未闻，我们第一批出去的学生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换报名所需要的美元，后来整个申请流程包括报名费都是那位教授帮我弄的。”

1983年，王立群远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后进入美国国立卫生健康研究中心（NIH）做博士后。

在NIH做完博士后，王立群面临职业选择。早期出国的留学生一般都会选择到大学做教授，但王立群觉得生物学专业应该跟医学结合起来，生命科学研究应该跟人类的健康事业连接起来才更有意义。在NIH做博士后的经历，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想法。于是他就去了解制药企业，最终选择进入美国宝洁公司。

与团队交流

宝洁公司是世界上市值第6大公司，是美国道琼斯指数的30家成分股之一。宝洁的日化产品服务于大众，成本虽然不高，但价格也不可能太高，所以利润率就不高，但华尔街对宝洁的增值期望很高。几乎家家户户都购买了宝洁的产品，能做的市场已经都做了，持续增长点从何而来？要想提高利润率，宝洁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宝洁为此成立了有别于传统业务的制药部门。王立群进入时已经分工很细，他被分入刚刚成立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做药物的早期开发要从分子生物学做起，比如筛选靶点、确认靶点与哪些生物通路或活性相关，通过研究这个关系再预测生物活性的特点或者观察在临床上与哪些疾病相关，这样把整个研发链条搭起来。王立群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参与了药物早期发现的全过程。

在宝洁工作三年后，王立群对研发管理产生了兴趣，就萌发了读MBA的想法。此时他的上司也发现了他在管理方面的潜力，于是宝洁出资，王立群利用工作之余攻读了本地的萨维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在宝洁工作的十年间，王立群一直专注于新药研发生命周期中的早期发现阶段，不确定性和失败率都比较高。越是深入其中，他就越感觉到做新药的模式对效率的决定性影响。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简称“BMS”）是一家传统的跨国药企，在美国已有100多年历史。BMS为王立群提供了一个衔接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的项目管理新职位。

在大药企，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分属两个部门，而这两个环节实际上往往是脱节的，如申请临床试验前要根据临床前的实验数据指导临床方案的制定，而制定临床方案的人员因为没有参与临床前研究而不得不从头了解和学习，很多项目因此浪费了很多时间。

接受这一新职位，就意味着研发中心的所有临床前项目进入临床试验前都要经过他，他就因此有机会去学习并推进申报临床批件IND。

IND的数据包并没有一个标准清单，很多时候要根据具体项目来判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相应的风控支持数据，然后再跟相关研发人员沟通是否需要增加数据。王立群觉得这个工作内容很有价值，就决定加入BMS。

在BMS，王立群积累了大量新药研发项目管理经验，开始不断反思个人的价值。

“在美国有很多像我这样经历的人，而当时的中国，真正做创新药的很少，如果回到国内，我能做的事更多，我的价值也会得到更大的体现。”

王立群随即给BMS高层提出建议，希望BMS到中国建立新药研发中心，这个建议与公司当时策略吻合，但一度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选址问题上纠结，最终决定在印度通过CRO做亚洲的创新研发。

已经打定主意回国的王立群，却心有不甘。

当时正值21世纪初，有几家跨国药企陆续宣布要在中国做新药研发。于是王立群找到全球领先的制药公司阿斯利康，最终以阿斯利康中国研发中心初始团队成员之一的身份回到了中国。

那一年，他离开中国已经整整24年。

王立群理事长与同写意细胞与基因治疗俱乐部理事们

2007年，阿斯利康正式选址在上海张江建立研发中心，并定位于转化医学，在新药研发生命周期的环节上，王立群因此比原来又向后端延伸了一步。作为初始团队成员，王立群参与了很多战略性的工作并负责中国所有对外合作业务。除研发项目管理之外，他还负责阿斯利康在亚洲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四地建立临床战略合作伙伴。

在阿斯利康中国研发中心四年，王立群做了几件“直到现在都觉得很自豪的事”。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部门有多种靶向治疗药，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从中找到对中国患者有效的药。阿斯利康最成功的靶向药就是第一代靶向药易瑞沙，很少有人知道，第二代泰瑞沙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研发中心的坚持。

“易瑞沙靶向治疗后，患者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耐药，也就是靶基因发生了突变，当时总部担心易瑞沙耐药后患者数会越来越少，相对于研发投入的高成本，可能不值得再去研发第二代。我们认为第二代药其实并不需要从头做起，因为做第一代易瑞沙时做了大量筛选，耐药突变后原来那些被筛掉的可能又会有效。后来，对新突变有效的候选药的寻找和验证成就了第二代靶向药泰瑞沙。”

另一件令王立群“值得自豪的事”与和记黄埔有关。

和记黄埔开发了多个临床候选物针对两个非常热门的肿瘤靶点，即VEGF和cMET。cMET跟阿斯利康的研究有一定的契合度，王立群团队做了技术尽调，把它推荐到阿斯利康总部作为in-licensing（引进）项目。那是中国研发公司第一次向跨国药企转让和授权在研产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cMET转让给阿斯利康后没多久，VEGF也被礼来买走。现在这两个药，一个获批上市，一个在等待上市的审评，和记黄埔因此进入跨国药企的视线。

阿斯利康中国研发中心主要做肿瘤药，但英国总部的肿瘤研发大本营有几千人，这使得中国研发中心在全球产品管线上的战略定位有局限。

葛兰素史克公司（简称GSK），一家专注于新药和疫苗开发的跨国公司。GSK把中国研发中心作为全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GSK在全球定义了五个主要研发领域，神经科学的药物研发全部放到中国，这样的定位让中国研发人员可以有话语权和资金保障。

当GSK中国研发中心的负责人邀请王立群加入时，很显然这个平台更接近他的期待，所以就决定加入GSK。

王立群进入GSK时，中国研发中心已将近400人，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跨国药企研发中心。王立群负责中国研发中心运营，四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为他后续创业和全面管理公司奠定了基础。

王立群在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工作了近30年，2015年，应西比曼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简称“西比曼生物”）CEO曹卫邀请，王立群加入西比曼生物担任首席运营官，全面管理公司运营、研发管线、药理和临床研究及生产，并兼任干细胞事业部总经理。西比曼生物是一家细胞治疗生物科技公司，致力于开发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产品和退行性疾病的干细胞治疗产品。

西比曼做CAR-T细胞药研发的同时期，美国凯特生物在这一领域已经领先。当时细胞治疗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产品，王立群虽然做了多年新药研发，但感觉在细胞药这个领域如果完全自己做会非常艰难。考虑到当时国内监管还是空白，所以决定尝试引进国外产品。

王立群飞到美国去跟凯特谈合作。谈了两轮后突然被告知停止洽谈，因为美国凯特决定与复星医药进入实质性合作谈判阶段。王立群帮西比曼与凯特谈合作无功而返。仅仅半年后，复星医药找到王立群，邀请他加入复星医药与凯特的合资企业复星凯特担任首任CEO。更为戏剧性的是，凯特与复星谈合作时提出合资企业CEO必须得到凯特的认可，没想到复星推荐来面试的CEO人选正是曾经给他们留下极好印象的王立群。

第二届中国基因与细胞治疗青藜风云论坛演讲

“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便接受了邀请。后来才了解到复星凯特曾担心因为‘竞业限制’而无法邀请到我。西比曼生物当时并没有该约束，也是在我离开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并执行全员‘竞业限制’。”

2017年，王立群从一个人开始组建团队，一边建设设施、一边招募技术人员到美国凯特去学习，六七个月后就完成了装修和技术培训，启动产品的技术转移，及后续的IND申报，注册临床试验。

2020年2月，由王立群亲自领导的中国首款CAR-T细胞治疗药物“奕凯达”向国家药监局递交上市申请。至此，王立群完成了新药研发生命周期整个产业链的学习和实践。用不到三年时间带领复星凯特完成了奕凯达的技术落地，生产和注册临床，2021年6月22日，“奕凯达”成为获中国药监局批准上市的首个CAR-T产品。

初心唤起责任  使命激发担当

致力于为全球肿瘤患者提供有效的免疫细胞创新药物

对于王立群博士而言，每一个人生顶点，亦是另一个新的开端，他不惧打破任何成就笼罩下的光环，也不惧迎面更多未知挑战。针对自体细胞治疗目前在临床和商业化中存在的痛点，2021年6月，王立群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了星奕昂 (上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专注于iPSC-CAR-NK平台技术开发新一代通用现货型可量产化的可治疗实体瘤的免疫细胞产品和产业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创业之初，王立群博士就将初心、愿景与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紧紧相连。

通用型现货免疫细胞治疗技术是当今热门的细胞药研究领域和创新高地。因为全球创新，路径无人描绘过，需要敢为人先，要有科学的理念和坚强的毅力。在已经有了自体CAR-T产品技术落地和产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如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化到更具挑战也更具前景的新产品开发上，又能获得投资人的认可和支持，为全球肿瘤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药物，何乐而不为呢？ 

星奕昂生物外景

2021年8月，星奕昂宣布完成4000万美元天使轮融资，由礼来亚洲基金领投，跟投方包括IDG资本和夏尔巴投资。2021年12月，星奕昂研发生产一体化中心在上海自贸壹号生命科学产业园落成，用时6个月完成了近6000平米的一体化设施建设，主要包括1000平米的研发实验室，2500平米的GMP洁净区域，具备细胞建库，工艺开发和放大，生产和QC实验室功能，1600平米的办公区以及其它辅助区，满足公司产品管线从研发到商业生产一体化的需求。2022年9月，星奕昂宣布完成A-1轮五千万美元融资，由辰德资本（CD Capital）领投，雅惠投资和宽愉资本跟投，现有股东礼来亚洲基金，夏尔巴资本和IDG资本继续追加投资，歌路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目前，公司已有超百名员工。团队按既定的研发战略，设计出了全新概念的异体免疫细胞治疗产品技术平台，及其相关工艺路线，项目推进顺利。该技术平台利用了iPSC干细胞基础研究的进展、多能分化的潜力、基因编辑以及CAR技术，希望通过导入靶向肿瘤特定抗原的CAR分子，定向诱导分化、成熟并扩增具有抗实体瘤效果的CAR-NK细胞。同时，依托公司具有丰富生物医药工业界经验的核心团队，开发先进自动化生物反应器和严谨的3D悬浮灌流工艺体系，从而完成符合GMP规范的产品规模化生产。从技术平台衍生出来的系列产品，将经过临床前和临床验证，为全球患者带来福音。

科学无止境，精神永流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王立群博士亦是如此，他将以科学家精神为引领，在强大的创新基因驱动下，带领团队求真务实，创新进取，以实际行动将理想信念扎根祖国，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致力于开发通用现货型、可量产、可治疗实体瘤、具有临床价值导向的免疫细胞创新药物，可大大降低细胞产品的生产成本，为全球肿瘤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药物，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贡献科技力量。

（2022年第19-20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