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至2025年十年的研究与实践。中国“安文化”并非单纯的文化符号或价值理念，而是兼具哲学本体论意义与社会科学实践属性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对宇宙秩序、社会伦理与生命本质的探索，凝练为“天人相安”“社会安和”“身心安宁”的核心命题，并通过数千年的社会治理实践，形成了贯穿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智慧。

本文从哲学根基的系统性、社会科学的实践性、理论体系的独创性三个维度，论证中国“安文化”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与学术价值，揭示其在当代国家治理与人类文明对话中的理论意义。 

引言

“安”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核心范畴之一。从甲骨文“安”字“女在屋下”的象形本义，到《周易》“安土敦乎仁”的哲学阐释，再到当代“平安中国”的治理目标，“安”的内涵不断拓展，却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理想秩序的永恒追求。然而，学界对“安文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化现象描述或价值阐释层面，未能充分揭示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学术本质。事实上，“安文化”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思维结晶，也是“通古今之变”的社会科学范式——它以“和谐”为哲学内核，以“秩序”为实践目标，以“治理”为实现路径，构建了一套涵盖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的完整理论体系，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经世致用”的传统高度契合。本文旨在突破文化现象的表层解读，从哲学本体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双重维度，论证“安文化”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属性，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中国“安文化”的哲学根基：传统哲学的系统性建构

中国“安文化”的哲学内核，是中国传统哲学对“安”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系统性回答。它并非单一学派的主张，而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共同熔铸的理论体系，蕴含着对宇宙、社会、生命的整体性思考，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特质的典型体现。

（一）本体论：“安”作为宇宙秩序的本质规定

中国传统哲学以“道”为宇宙本体，而“安”是“道”的根本属性。《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率先将“安”纳入宇宙秩序的阐释框架：“《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上》）这里的“安土”并非简单的“安居”，而是指人对天地规律的顺应——天地以“生生不息”为道，其秩序本质是“安”，即阴阳平衡、刚柔相济的和谐状态。这种“安”的宇宙观，在道家思想中得到进一步深化。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自然”的核心是“自安”，即万物依其本性自行安顿、互不侵扰。庄子则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将“安”视为宇宙无需外力干预的本然状态，强调“安之若命”是人与宇宙秩序相契合的最高境界。

儒家虽以社会伦理为核心，但其“安”的理念同样植根于宇宙本体。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将人间的“安”与天道的“常”相联系：君主若“以德安位”，则天降祥瑞；若“失德乱政”，则天现灾异。这种将社会安宁纳入宇宙秩序的思维，本质上是对“安”的本体论确认——“安”不仅是人类的主观需求，更是宇宙运行的客观法则。

（二）认识论：“安”与“危”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哲学对“安”的认知，始终贯穿着辩证思维，形成了“安不忘危”“危中求安”的认识论传统。《周易·系辞下》明确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将“安”与“危”视为矛盾统一体：没有绝对的“安”，也没有永恒的“危”，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辩证认知在儒家思想中表现为“中庸”之道——孔子强调“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认为“安”的实现需避免极端，在“仁”与“礼”的平衡中达成社会和谐。孟子则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揭示了“危”对“安”的警示作用，将危机意识视为维系安宁的重要前提。

道家对“安”与“危”的辩证认知更具颠覆性。老子提出“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道德经》第五十八章），认为“安”中潜藏着“危”的种子，而“危”中也蕴含着“安”的可能。庄子进一步提出“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庄子·则阳》），主张以“虚静”之心超越对“安”与“危”的执着，在顺应自然中实现“无待”之安。这种认识论突破了对“安”的静态理解，将其视为动态平衡的过程，为社会治理中的风险防控提供了哲学依据。

（三）方法论：“安”的实现路径与实践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不仅阐释“安”的本质，更提供了实现“安”的方法论体系，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特质。儒家以“仁政”求“安”，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将道德教化作为社会安宁的根基。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认为民众有恒产则有恒心，物质保障是“安”的前提；荀子则强调“礼法并施”，主张“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通过制度规范实现“群居和一”的社会秩序。

道家以“无为”求“安”，反对过度干预自然与社会。老子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认为“安”的关键是去除人为扰动，让事物回归本然状态。法家则以“法治”求“安”，商鞅提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主张通过明确的法律规范界定权利与义务，以“刑赏二柄”维护社会秩序。

诸家方法论虽有差异，却共同指向“安”的实践目标：儒家重“德治”，道家重“自然”，法家重“法治”，墨家重“兼爱”，最终形成“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为“安文化”的社会科学实践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中国“安文化”的社会科学属性：治理实践的跨学科整合

从社会科学视角看，“安文化”并非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贯穿中国社会治理史的实践范式，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体现了社会科学“问题导向”“经世致用”的本质特征。

（一）政治学维度：“安”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安”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众安定视为国家存续的前提，这一理念贯穿于历代治理实践。西周通过“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构建“天下安”的政治秩序；秦汉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通过中央集权实现“海内为一，功齐三代”的安定局面；唐代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制度设计保障民生安定，形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治理成果。这些实践本质上是对“安”的政治学探索：如何通过权力配置、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实现“政通人和”。如天安门，承天启运，受命于天，即国泰民安；地安门，人民安居乐业；长安街，国家长治久安之意，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核心命题。

现代中国的“平安中国”建设，进一步拓展了“安”的政治学内涵。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战略部署，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体要求，“安”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中，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这种以“安”为导向的治理模式，既继承了“民为邦本”的传统，又融合了现代政治学的“公共治理”理论，体现了“安文化”在当代政治学中的创新发展。

（二）社会学维度：“安”作为社会秩序的维系纽带

“安文化”在社会学层面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与社会结构的稳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的核心功能是维系“安”的社会秩序——通过“差序格局”中的伦理规范，实现个体、家庭、社群的层层安顿。古代的“乡约”制度（如宋代《吕氏乡约》）便是“安文化”的社会学实践：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准则，通过民间自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和”。

现代社会学视角下，“安文化”表现为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社会矛盾的化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其核心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通过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这种实践本质上是对“安文化”中“和为贵”理念的传承，将“安”从个体心理感受上升为社会结构的稳定状态，体现了社会学“社会整合”理论的中国化表达。

（三）法学维度：“安”作为法律制度的价值内核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以“安”为价值导向，形成“民刑合一”“德主刑辅”的特色。《唐律疏议》开篇即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确法律的目的是“安民”“宁国”。无论是“十恶”罪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还是“亲亲相隐”对家庭伦理的保护，都体现了法律对“安”的追求——既要通过惩罚犯罪实现“社会安”，也要通过伦理关怀实现“人心安”。

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安”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民法典》以“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为立法目的，《社会治理促进法》（草案）则聚焦基层治理与社会稳定。这些法律制度共同构成“安文化”的法治保障，将“安”从伦理诉求转化为法律规范，体现了法学“秩序价值”与中国传统“安文化”的内在契合。

（四）管理学维度：“安”作为组织运行的效率原则

“安文化”在管理学中的体现，是对组织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孙子兵法》提出“上下同欲者胜”，强调军队管理中“心安”是战斗力的基础；《论语》记载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揭示了管理者的“安人”能力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古代官制中的“考绩”制度（如汉代“上计”制），通过对官员“安民”政绩的考核，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本质上是“安文化”的管理实践。

现代管理学中，“安文化”表现为对组织成员心理安全感的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人文关怀”、企业管理中的“激励机制”，都是通过满足员工的安全需求（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安全需求”）提升组织凝聚力。中国企业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将“安”与“和”作为管理目标，强调在组织内部构建信任、稳定的关系网络，体现了“安文化”对现代管理学的本土创新。

三、中国“安文化”的理论独创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贡献

中国“安文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根基与实践内涵，更在理论建构上展现出区别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独创性，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核心范畴的独特性：“安”与西方“安全”概念的本质差异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安全”（security）概念，源于拉丁语“securus”（无虞），其核心是“免于威胁”，带有强烈的对抗性与防御性——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免于外部军事威胁”，社会学中的“安全”多与“风险”“危机”相对立。而中国“安文化”中的“安”，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范畴：它不仅指“免于威胁”，更强调“主动和谐”；不仅涉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更涵盖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

“安”的独特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天人相安”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安全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其二，“社会安和”突破了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观，强调个体与社群的相互依存；其三，“身心安宁”融合了西方“心理安全”与“精神超越”的双重内涵，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这种整体性、和谐性的“安”概念，为破解西方“安全困境”（如环境危机、社会分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理论逻辑的整体性：从“修身”到“平天下”的贯通性

中国“安文化”的理论逻辑呈现“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整体性特征，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贯通体系。《大学》提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将个体身心安宁（修身）、家庭和睦（齐家）、国家安定（治国）、天下太平（平天下）视为有机整体，这种“个体—群体—宇宙”的层层拓展，打破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个体与社会”“国家与世界”的二元对立。

在这一逻辑中，“安”不是局部的、孤立的状态，而是各层面相互影响的系统平衡：个体“心安”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家庭“和睦”是社会“安定”的前提，社会“安定”是天下“太平”的保障。这种整体观对当代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启示——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仅靠单一国家或领域的“安全”措施无法解决，需秉持“安文化”的整体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实践路径的包容性：“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

中国“安文化”的实践路径以“包容性”为核心，强调在差异中求安定，在多元中谋和谐，这与西方“零和博弈”的治理逻辑形成鲜明对比。历史上，中国对多民族、多文化的治理实践（如唐代“华夷一家”、清代“改土归流”），并非通过强制同化，而是通过“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的包容政策，实现“多元一体”的安定局面。

当代中国的“一国两制”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都是“安文化”包容性的体现：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协商对话而非对抗冲突实现“安”的目标。这种实践路径为解决当代世界的文明冲突、民族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价值。

四、中国“安文化”的当代价值：国家治理与文明对话的理论支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安文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良政善治”，而“安文化”所蕴含的“民本”“和谐”“法治”理念，正是“良政善治”的价值基础。在经济领域，“安文化”提醒我们兼顾发展与安全，防范系统性风险；在社会领域，它倡导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实现社会安定，破解“内卷化”困境；在文化领域，它强调“文化安全”与“文化自信”的统一，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生态领域，它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安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已体现在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平安中国”建设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这些实践本质上是“安文化”在当代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

（二）为人类文明对话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全球面临“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多重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理念难以应对。中国“安文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安危与共”理念，为人类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例如，“安文化”中的“天人相安”思想，可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合作；“社会安和”理念，为化解民族、宗教冲突提供伦理基础；“身心安宁”追求，有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与“安文化”的价值追求高度一致。“安文化”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正在通过文明对话转化为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更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结论

中国“安文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传统哲学为根基，以社会治理实践为载体，构建了一套涵盖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完整理论体系。从哲学维度看，它是对“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的系统性思考；从社会科学维度看，它是贯穿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实践范式；从理论创新维度看，它展现了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与包容性。

在当代，“安文化”不仅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更在人类文明对话中彰显出重要意义。深入研究“安文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智慧，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安文化”的跨学科阐释，加强其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对话比较，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安夫：《中国安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华书局，2015年。

8、《尚书正义》，孔颖达疏，中华书局，2009年。

9、《道德经注译》，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2009年。

10、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作者简介：

安夫， 国家安全文化专家，中国“安文化”创始人， 全国安全生产书画展创始人，韶山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艺术顾问，毛泽东国际日筹备组秘书长。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