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中国

“十三五”期间始料未及的挑战是，从2018年4月份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给“十三五”规划的执行带来了困难，比如一些单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收入指标增长受到阻碍。尽管如此，“十三五”的目标基本完成，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环境、精准脱贫等方面。

“十四五”期间最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是外部环境持续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以后，使得原来以为可能需要15到20年才能发生的一些变化提前出现了，未来几年还会持续加快，具体说来即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很可能会在“十四五”期间有所演变，也可能会不断高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对全球化的需求度在下降。另外新冠疫情也使得很多国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保证本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完整上，他们担心全球化会影响到自己的经济社会安全，不可避免地在疫情过去之后会有一股产业链重新布局的浪潮，这会带来对中国的冲击。

“十四五”期间，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很可能会风云激荡地演变，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之所以国家提出要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格局，一个重要考虑基于此。

当然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的大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技术和运输交通体系的改进，全世界的经济活动会进一步一体化。居民有条件、有意愿到其他国家走一走、看一看，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居民愿意尝试，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全球浩浩荡荡的大趋势。

但当前全球化趋势碰到了小逆流，所以“十四五”期间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新型全球化。具体来说，“十四五”期间的全球化可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呼吁、推动、维系的全球化，而不仅仅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维系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可能来自中国，而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领导力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进口大市场。中国以进博会为平台告诉全球，中国是大市场，你们来中国卖东西吧，中国愿意买你们的东西。同时外商来中国卖东西，自然会想到中国是生产基地，也会想到让部分产品来到中国生产。新型全球化的趋势是以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和其它生产要素，用中国开放的市场来维系和推动新型全球化。

“十四五”期间中国要调整好“飞行姿态”

在我看来，“十四五”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起点的第一个五年。我认为“十四五”的战略性总目标是调整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如果中国经济是一架飞机，“十四五”期间要调整好飞行姿态，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打好基础。“十四五”期间也是国际局势不断动荡的五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今后五年很可能会加速演变，疫情之后各国都要调整，中国的任务也是调整，而不是简单追求高增长发展速度，国家已经布局了调整的重要方向和重要维度，即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飞行姿态”相当于飞机在爬高过程中，到一定高度时要调整姿态进入到一个新的飞行姿态。中国要从过去大程度上依赖外循环、依赖国际市场、依赖国际技术，转到相对而言内外比较平衡的新发展格局。“飞行姿态”是指把国内的发展基础打好，要有比较稳定、比较安全、相对可控的生产体系，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同时中国的市场需求能够逐步释放出来，从而不用特别依赖国外市场。

今后五年发展的重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顺应经济地理的重新布局的大趋势，推动新型城镇化来提升百姓的收入水平。增加收入要通过三个办法：一是人口跨地区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新型城镇化；三是通过精准扶贫后的乡村振兴计划，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第二，一方面要培育一部分国内市场，比如养老市场、大健康市场、广义的教育培训市场；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上要有一定突破，产业链要有完备性。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等方面打好基础，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封顶。所以今后五年要突破一些重大技术，比如很多燃油车要逐步转为用电，上游发电的源头也要大力发展，从过去主要烧煤逐步转为可再生能源或核能；还有涉及民生的教育、养老等方面，减轻因孩子上学、周末补课而产生的焦虑，要解决居民的一些痛点和堵点。

要下功夫解决消费不足问题

疫情提醒了中国几点：

一是要有全社会化的风险防范机制。在未来一段时间要不断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比如各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如帐篷、医疗设备、医疗供给设备一定要在不同地区存放。疫情提醒中国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

二是医疗体制要进一步改革，要进一步提升医疗体制的公益化水平，现在很多医疗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就会存在问题。医疗健康方面国家投入要上升。

三是中国经济要有一定的自我循环能力，疫情来临后很多国际交往、国际贸易停顿了，因此中国要有一定的供给能力，疫情对中国供应链的自主性提出了要求。目前中国经济总体上恢复得非常好，经济活动的强度相当高了，2021年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中国经济会恢复得不错，能够达到7%以上的增长。

2021年的增长是建立在2020年的低基数之上，很多活动必须要恢复，很多计划要完成。当然疫情还具有不确定性，但中国已经有了较科学的应对疫情的办法，比如疫苗正在逐步推广之中。

产品的消费基本恢复了，有些方面消费还不足，一方面是疫情影响，主要体现在旅游业消费不足上，这需要我们在“十四五”期间下功夫调整。要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根本上要提升居民的收入预期，没有收入预期他们不敢消费，这是重中之重。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要有实打实的改革办法，最重要的是加快城镇化，加快户籍改革，让外来务工人员也能买得上经济适用房，把老家的地也能周转起来。

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在中国解决得相对不错的。因为疫情之后中国很快就复工复产，各地方政府派着大巴到农村把农民工接回来，比西方国家好多了。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目前还需要出台一些实打实的政策，真正把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起来，这是关键。通过城镇化、通过户籍改革、通过一些惠及百姓的政策，比如经济适用房、长租房和医疗保障等，提高百姓的收入预期。

消费是根本和基础，要放在第一位，主要是改变预期，真正让老百姓提高收入。我不认可完全靠提供消费贷款的方式来拉动消费，消费贷款过多容易出问题。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差距，“十四五”期间的发力点就是提高消费占GDP的相对比重。

同时我也想强调，发达国家消费占GDP70%以上的格局不见得是最合理的，可能有些太高。比如这些国家就出现了投资不足，矫枉过正走入了另一个阶段。一般来讲消费占比在60%-70%之间是比较合理的。中国消费占比现在是50%左右，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消费数据是40%左右，很可能是低估的。中国统计的家庭消费是靠入户调查完成的，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入户调查，即使参与也可能低报收入和消费。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责编：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