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非常时刻

现实生活一再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会在生活的激流之中，遇到很多非常时刻。一种疫病迅速在全世界流行，一场战争发生了，或者其它特别事件的发生，都会把我们带入一种非常时刻。因这事件，打破了我们庸常的精神状态，搅动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使我们不得不进入一种特别的精神存在之中。

这种改变，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人生与世界的基本观念。如果一种非常时刻是短暂的，那么，它可能只在短时间内对我们平静的精神状态产生一种冲激，这种冲击固然也会对我们的某种观念形成挑战或打击，但这种挑战或打击毕竟是容易消失的。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的精神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平静状态中去，恰如一潭平静的秋水，被一阵未曾预料的烈风吹荡之后，风消云散，很快就变得一平如镜。但是，当一个非常时刻变成了一个非常时期，相对于那个瞬间发生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经历这一过程的人们，其诸多基本观念必然受到严峻考验。

如果这种非常时刻乃至非常时期的出现，源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那么，首先受到冲击的，肯定是我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既有观念 。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个古老的问题，仍然可以继续追问：无情的宇宙创造了有情的人类，却又用种种非常事件来打击我们，这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自命伟大、甚至认为可能掌控与战胜自然，这是真的吗？抑或我们真的应该自处于草芥，只是卑微地仰望宇宙的恢宏？或许，我们的答案应该在这二者之间：既不狂妄，也不自卑，而是将非常时刻的打击看作是对人类的考验与磨练，一方面对大自然的伟大心怀敬畏与谦卑，另一方面遵从大自然的规律积极进取。

几乎所有人，身处非常时刻，都会自然地呼唤神灵。而那些自以为秉持无神论观念的人，在此种时刻，其观念更会受到严峻的考验。你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吗？此时应该扪心自问。至于那些本来就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我真的相信神吗？真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是神在用这非常时刻考验人类吗？如果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的信仰是否虔诚。常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也有人简单地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尽管佛学作为一种终极觉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究竟意义上具有无神论的思想，但佛教作为一种相信轮回转世的世俗宗教，是无可怀疑的宗教。道教也是宗教，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很多中国人既不信佛教，也不信道教，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宗教观念。在中国人中，真正的无神论者其实很少。大部分中国人信仰什么？信“天”。天！这才是最高的神，终极信仰，众神之神，是无可替代又无法否认的神。这个最高神，经过了数千年的精神积淀，已经深深埋藏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了。天是创造者，筹划者，又是执行者。万物的运行，就是天的表象。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原始的自然神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天是有意志的，它是正义的主持者，道德的监督者，行为的赏罚者，也是良知的发明者。所以，每当非常时刻，人们总是想到天意与天命。“这一切都是天意吗？老天爷为什么会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让人类遭受这样的苦难？”当人们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正在经受考验。当窦娥说：“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时，她的斥责并不只是表达毫无意义的绝望，那就是仰望最高神的最后审诉。在这样的最后时刻，她的审诉并不能改变既定的命运，那是因为神的赏罚需要时间。当人们能拉开距离回顾历史，总会发现善恶有别，报应不爽。这就是神的报应，天的报应，是终极智慧的体现。在非常时刻，人们也许会觉悟：人就是人，人不能取代神。任何窥探神的秘密，取代神的地位，改变神的意志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非常时期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会促使人们从多个角度反思自己深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如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体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人类整体的关系等等。

所谓国家，不过是以一方领土为界限的大社会。非常时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必然会受到考验。国家是什么？它应该做什么？这个国家为什么值得我爱？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诸如此类的问题，平常不大会进入匆匆忙忙谋生的民众心中。人们习惯性地认同于已成常规的国家管理。关于国家的意识完全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意识所淹没了。但由非常时刻延伸而成的非常时期，意外地中断了人们庸常的生活状态。因此，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问题。民众会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所谓的“民心”。当然，是人创造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创造了人。但国家一旦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它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异己力量。在非常时期，它怎样服务于民众，或者管理民众——国家管理的本质就是服务——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它的认同程度。很显然，民众期望于国家的不是被限制或被剥夺，而是带给他们足够的福祉。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它们处理危机的方式各不相同，它们在非常时刻的真实表现，直接影响民众对其能力的信任与评价。

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也会在非常时期受到严峻考验。因为个人与群体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一个在非常时期形成的特殊群体，为了它的整体利益，可能要求其中的个体放弃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应有的权利，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这是构成个体与群体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特别是这个特殊群体极有可能将非常时期作为充分理由，要求个人无原则地服从某种特殊管理，因而忽略个人应有的选择自由。于是，服从还是抗拒就成了一个严峻问题。不服从将招来自命为群体利益代表者的愤怒，而服从将开启以群体名义侵害个体权利的先例，这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破坏。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这一特殊群体代表者的权力来源：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他们是否真正代表了民众真正的长远利益？他们权力的合法性何在？这种以非常时刻为充分理由发生的对个体权利的侵害，会不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理所当然的惯例？进而会思考：即使在非常时期，这样的群体是否应该存在？这样的群体是否会成为诸多非理性行为之渊薮？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否应该永远在法制与理智的轨道上运行，而彻底杜绝这种超越法律规范的群体？这种群体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并不顾一切地实施，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暴虐。这种暴虐如果渗入生活的各种细节，就会使人无所逃遁，且会构成对灵魂的奴役。这是必须警惕的。

一个群体的思想倾向，取决于其对自身利益及社会总体利益的考量，群体利益最大化无疑是一个群体思想的出发点。如果一个群体的思想是真正具有理性和合乎逻辑的，那么，它所追求的自身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就应该是一致的。但事实往往并不如此。一个素质较差的群体，往往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眼睛，而不愿顾及长远利益，非理性的追求就由此产生。一旦非理性的追求成为一个巨大群体的共识，它就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如果任同这种非理性的力量盲目滋生，整个社会就处于危险境地了。

正因为不同群体对于利益的追求常常是极不相同的，就必然造成认识差别，从而导致行动差异。在一个群体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另一个群体看来可能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不同群体各持己见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分裂。助长这种分裂，就是在有意地撕裂社会。而弥合这种分裂，又绝不是简单的强制手段所能奏效的。正因为这样，非常时期如何处理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再往深处想，群体的差异与对立，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对立。群体的形成，除了出于某种具体社会目的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之外，其他自然生成的群体，不过是持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各从其类的结果。前者由于追求特定的社会目的，很容易形成与此相关的利益考量。后者表面上是由思想观念的向心力结合在一起的，但在这观念的表象背后，仍然隐藏着深层次的利益考量。只不过这利益的考量有深浅远近之别。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也许会为眼前有限的经济利益而做出非理性的事情；而一个自发的群体，也可能以实现社会的正义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只不过它属于更长远也更宏大的利益，这种追求恰恰有可能损害其部分成员的眼前利益，当这部分人并不顾及这一点时，其高尚性才得以显现——反之亦然。根本观念相同的群体即使发生冲突，也只是对某件具体事情的看法或一种具体利益之间的争执。只有基本观念——也即宏观利益——上具有根本冲突的群体之间，才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形成群体之间水火不容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的出现，是对非常时期社会生活的严峻考验。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什么简单的强制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冲突。观念的冲突只有通过观念的趋同才会消解，而观念的趋同需要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的真正力量来自两个方面：无情的事实与有价值的思想。无情的事实常常伴随令人痛惜的牺牲，有价值的思想也需要实践的证明。大而无当的空幻说教，是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如果管理者总是试图以此来改变社会，最后可能适得其反。最终教育人们的，只能是历史的教训。哲人有言：人类从历史上吸取的唯一教训，是从来不吸取教训。这或许就是悲观主义的根源。

事实上，作为个体的人，其思想观念的改变，往往是从个人生活境遇与切身利益的变化而开始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幸福长久寄托于虚幻的仙山琼阁之中。如不把个人作为群体中一员，仅仅作为纯粹的个体来看，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考验。当一个人置身于非同寻常的、甚至荒诞离奇的境遇之中时，他的所作所为，最可能直接呈现其人性的本质。你怎样对待他人？他人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些在平常境况下完全湮没于生活琐碎细节中的问题，很可能真切地升腾起来，左右你对具体事情的决断。当然，人们并不真得需要面对这样抽象的问题，但却需要以具体的决断来回答它。事实上， 当生活境况突变，绝大多数人会因为环境的严酷而感受到个体的孤独与弱小，从而更真切地审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友爱与互助的必要与珍贵。这种时刻，善意的相处与相互关怀，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价值。即便是在家庭内部最亲近的人之间，也会重新发现爱的价值。这种发现，会使人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温暖与力量，这是非常时期的严酷现实带给人类的礼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非常时期也必然是丑类现形的时候。一部分品质低劣、自私、冷酷、甚至内心充满恶意的人，一旦在这种非比寻常的境况中获得某种机会——如平常不会有的某种权力——就会在他们的行动言语中，情不自禁地将其真面貌呈现出来。这种人，由于在平常状态下受到环境的压抑，不能表现自己真正的精神状态，这在种特殊情境中，正可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就会从潜意识中产生出报复性的冲动。当他们甚至以完全非理性的行为对待他人时，自己得到的正是一种满足的快意。在特别荒诞的历史境况中，人性的丑恶在愚昧的裹挟下，甚至可以表现为亲人之间的背叛与残害，一个母亲会因为几句心里话而被他精心抚养的孩子告密，最后走上刑场，这是有过实例的。因为家庭成员划清界限而不堪忍受人间的冷酷，终于走上自杀之路、从而成为非常时刻历史祭品的人，也是被人性的丑陋所杀。真正善良的人们，只能对这种难以理解的丑恶感到惊诧。丑恶之徒的存在，虽然是少数，但在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却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人的多寡，应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素质的标准，可惜永远不会有人得到具体的统计数字。

非常时期，当人们更为严格地审视他人的时候，当然也会更为深刻地审视自己。面对境况的压迫、生命的脆弱与人生的无常，会迫使人们更为真切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虽然这追问会因人而异：对于一些喧哗于生活表层意象的人来说，或许只像随风飘过的落叶，一闪即逝；而对耽于沉思的人，或许会沉浸良久。至于结论，既可能满足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也可能在瞬间暴发思想的惊醒，不管怎样，都是一种生命的反思。

时空并不会因为人类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本质，但人类的特殊处境却会改变自己对时空的感受。当我们身处险境面临威胁时，当我们在困难中企求解脱时，时间会变得如此漫长，它仿佛在襄助外在的压力，像一种有重量的寒雾，向我们挤压过来，直到让精神虚弱者喘不过气来，甚至想到用死亡地摆脱它的挤压。空间则因丧失自由活动的权利而变成另一种异己的力量，你越是渴望更广阔的空间，越是感觉到眼前的空间仿佛并不是在容纳你，而是在掠夺你。是的，它在掠夺你生活的可能性，掠夺你的存在方式。凡是经历过日复一日的囚禁般生活的人们——即便那是一种自愿的囚禁——对于这种状况应该深有体会。同时也应该深切地体会到，自由对于人生有多么重要！其实，人类文明进化的本质，就在于对时间与空间的不断超越，而所有的超越，都表现为自由的拓展与生命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试图剥夺人们对超越的追求，就是一种反文明的思维。著名哲学家赵汀阳说过：“一个人拥有多少自由他就拥有多少创造好生活的机会。人们为自由而斗争，所争取的直接结果只是创造好生活的机会而还不是好生活本身。所以说，自由本身不是价值，但却是价值的前提。”

所有的非常时刻，乃至于漫长的非常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人们的价值观进行了考问，如果人们在这考问中有所思索，那么，他也许会确信：真正的良知，才是引领我们顺利地走过这种时刻的旗帜，也是我们精神深处最后的力量。

   2023，2，10，27日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