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进：精神的眼睛 心灵的独语

他以“自说自话”式的真诚，将对人性的自觉观照诉诸于笔端，以都市文明为背景，反复描摹着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种种幻境。就创作本身而言，他试图超越语言，塑造当代语境下的水墨文化；从时代使命来看，他甘受“理想主义”的驱遣，在表达个体生命对社会的种种反思的过程中，用孤独和清醒托起与生俱来的文化责任感。

以工笔画闻名于画坛的艺术家崔进，在艺术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善工笔，长写意，兼通油画、壁画、漆画等多种艺术样式，故因全能而独特。驾轻就熟的技法融通、深厚扎实的哲学素养和从心所欲的中西借鉴，赋予他独到的创作视角和心到笔到的功力，其创作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又超越了正统的西式超现实主义的模式，作品多以狂欢式的喧闹场景反观都市人阴柔脆弱的内心，呈现出浪漫、迷离的气息，故因另类而耀眼。

有人在他那梦幻般的图像中读出隐喻的味道；有人在他流畅的笔触、饱满的形象以及微妙的情绪中，捕捉到他游弋的心灵；有人从繁复的、奇异诡谲的场景里，感受到他的深沉的人文情怀。评论家们纷纷冠之以“梦呓者”、“私语者”、“探险者”等名号，以表达对其创新性、独特性的褒扬。而他对这些肯定表示由衷感谢和欢喜的同时，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他们说的是我吗？我觉得不是。”这份近乎于不识时务的清醒，或可归结为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已然形成的中立态度，二来他素有哲学思辨的习惯，三则恐怕就绕不开他大学毕业后那段茫然的漂泊岁月了。

“人的内在一旦构建完成，哪怕此后生活上发生变化，之前构建的体系及其影响也很可能伴随其一生。”

中性灰色与人生起落

1991年，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绘画专业大四的学生崔进，在自感还“不懂国画怎么画”的情况下，凭借一幅有着浓郁的民间艺术气息的《红色的记忆》参加“全国第一届民族文化风情中国画展”并一举夺得了“特等奖”。一时间，崔进成了当时校内外的名人。然而，一夜成名的光芒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片坦途，他竟带着桂冠直接跌进了生活的泥潭。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南京一家设计公司，然而，专门画设计图纸的工作内容与其专业创作的目标相去甚远。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巨大落差，令他在户口问题解决两个月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辞职了。“不带走一丝云彩”的作别固然潇洒，接下来如何解决长期饭票问题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严峻考验。 “四处打零工”、“居无定所”，既在所难免，又在情理之中。

《水去云回》 68cm×136cm  2014年

就这样，持续四年多的“盲流”生活经历毫无悬念地会渗透到崔进的艺术创作中，当时茫然惶惑、落寞疏离的情绪是作品中常见的基调。早先从贾科梅蒂、巴尔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品读出的虚幻、恐惧、孤独的心境，在这个时期他都一一找到了对应。

一方面要忙着应付生计，另一方面迫切渴望打开创作局面。崔进不甘被动等待缪斯女神的眷顾，便将目光投向了各类全国大赛。至今，话说当年，他都不回避当年的“心机”。“因为展览都有奖项设置啊，得了奖就会有奖金。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参加比赛得个奖，获得点奖金做生活费，也没想到出名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在《新工笔文献丛书·崔进卷》收录的访谈录《精神的图像》中，他如是说，也肯定了“是上世纪90年代江苏青年艺术家中参赛得奖数量最多的艺术家之一”的说法。

翻阅崔进近些年的画册，简历里有个非常明显的对比，与之前频繁参赛不同的是，近十几年里，他越来越少地介入美展乃至不再关注，对此，他的解释是，“全国展览跟自己的创作是两回事”，“在生活基本有保障的前提下，我会优先保证创作上的自由”。这清醒，源自于对自己的要求，对艺术的追求。

1993年，他集中创作了一批半抽象的表现性油画，自我感觉不错，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广州《画廊》杂志将这批作品刊登了出来。次年，他的漆画作品参加全国第八届美展，并又一次斩获大奖——金奖。于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引来了市场的关注。台湾一家画廊主动走向他提出预订，希望按照获奖作品的风格创作一批油画，不仅会帮助他办画展，还将全部买下出版画册。书生气未脱的崔进，并未去多想“全部买下”意味着什么，带着备受鼓舞的干劲儿，回去关起门来就是一通创作。待到他满心欢喜地将一批自认为很有学术水准的作品拿出来后，竟颗粒无收——对方见风格跟美展作品不同，一张也没要。

不管市场是否认可，这次与“名利双收”的失之交臂却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间来到1995年，南京书画院朱道平院长向崔进发出了邀请，并立即将他的人事关系调到了南京书画院。至此，崔进才真正从自生自灭的艺术家坐到专职画家的位置上。他已被生活磨砺得鲜有感情流露，如今提起朱院长仍是深怀感动与感激。也或许，这个偶然转折不过是他圆满通过“考验”后命运之神假朱院长之手的完美成全。

这段苦涩的“盲流”生涯，非但没有将他的自尊、自信践踏到尘埃之下，反倒让他养成了特立独行的创作方式，“用精神的眼睛来感验现实社会的生存空间，体验生命存在深层里遭遇的真实，把留在记忆层面上的生活话语转换出来，通过自我价值的认可来重新看待存在的能指倾向。”后来在工笔画上的灰调子就是从这批创作中继承下来的。换言之，在那批不受市场认可的作品中，藏匿着他今日艺术风格的雏形。

经历一段混沌岁月的洗礼，他在艺术上的追求越发清晰，自觉。“像一个心灵捕手一样，他敏锐地捕捉到城市人群的精神图像。”评论家王永彬在《清醒的呓语者——读崔进近作有感》一文中这样写道。

“绘画对于我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做这个，我才能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才能形成对自我的认可。”

积铢累寸与标新立异

《新工笔文献丛书·崔进卷》中有一篇美术评论家陈孝信先生撰写的题为《浮游者——关于崔进和他的艺术》的评论文章。文中将崔进的作品归为现代彩墨画，并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划为两个阶段：乡村题材时期（1988—1994）和都市题材时期（1995—），并指出，两个阶段的创作在主题上虽有所区别，但在精神诉求上是有一定关联度的，前一个时期的作品重在“以民俗、民风、民情、民事（如节庆）为素材背景和语言图式”，后一个时期表面上“仍然是一些民俗与欢乐的变奏”，实则“开始体悟和追问自由的深层含义”了。

《闲散》68cm×136cm  2014年

崔进的作品，不论是早期的工笔画，如《乐土》（1994）、《欢乐今宵》（1997），还是近期的写意作品，如《浮影闲情》（2016）、《花季》（2016），其构图多半是丰富、庞杂且密集的，故事是多重线索的，人物是以群体姿态出现的。通过笔触，他将心灵深处对民俗与狂欢的眷恋与遐想一再描摹。这独特的视觉表现力及其原始的动力或可追溯到童年。

“我出生于‘文革’开始的那年，印象中似乎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熙熙攘攘的狂热人群。那种种众生狂欢的景象使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恐惧，茫然地注视着周围不可理喻的一切，犹如生活在梦境，这一切深深地存放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收录进画册《眩臆》的《自述》文章中，他如是描述其人生初印象。

受社会大环境的作用，作为家中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孩子，崔进的成长处在绝对宽松的放养状态。虽然物质生活上极度匮乏，但是，“因为没有对比，也完全不觉得苦”。当时家里没有任何人从事着与绘画有关的事业，自然就谈不上任何有意识的引导，他只是“把画画当玩具”，天分便在混沌中被忽略，却也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从初被老师欣赏并被委派承包黑板报，到意外获得《芥子园画谱》后如痴如醉地临摹，在整个小学阶段，他都在自发而无序的状态下成长。直到中学阶段接触同学的父亲、画家马永欣先生，又先后师从仇安泉先生和南通画家黄鹤群先生，这才逐步走上有规划的艺术人生。

当告别了有着“文革”烙印的童年，崔进迈进了青少年时期，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热潮。对此，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在人生观形成的初期，整个社会环境变得宽松起来，一度占据他全部视觉空间的大字报、宣传画被日益丰富的艺术样式和流派所替代；西方的各种思想纷纷涌进来，国人也都投入到“真理”的大讨论当中，一时间，文化与艺术，活跃而繁荣。

1987年，崔进从家乡东台考入了南京艺术学院。在各种新鲜事物和丰富信息的刺激下，他的求知欲人生第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文学到哲学，从史论到创作论，他如饥似渴，甚至饥不择食。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荣格的《人及其象征》等等，逐一认真拜读。这期间，他对倪云林、八大山人、贾科梅第、巴尔蒂斯、夏加尔、达利、基弗、鲁西安·弗洛伊德等艺术家非常痴迷，因为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他捕捉到一种与自己当时的心境非常契合的神秘、枯寂冷逸的气息。

在创作上，他同样兴趣广泛。油画、水粉、国画、壁画，诸如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以及西方现代艺术均有接触，以至于后来他在创作上能够各种语言融通相互作用，并赢得了“多面手”的赞誉。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当时的专业工艺绘画，另一方面或可归因到南京艺术学院自创立起一路沿袭下来的自由、开明的教学传统上来。他今天能够自觉担起“以不断完善的个人方式使在当下已成失语状态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具备进入当代文化语境的性质”这一使命，就离不开最初在工笔画创作时刻意追求在技术上与传统工笔画和学院工笔画拉开距离，除了在材料和技巧上的“忠实”以外，更多地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其绘画有着鲜明的个性及现代性，“无论从观念还是构图、造型、设色等都与前人的工笔画有着本质的区别”。

《欢乐今宵》239cm×120cm  2016年

从大二时开始，深受“85思潮”的影响的崔进，在创作上已不再满足于对物质形态的再现，而有意识地对选择表现的内涵予以深入思考。这个习惯保留至今，并随着人生阅历和创作经验的丰富而越发强调思想之于创作的重要性。“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要有深度，就必定有其思想性。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公民素质的途径和工具，艺术家搞创作，不是一时兴起的把玩，也不是为了绘画而绘画，而在于‘服务社会’的使命，艺术家首先是一个老百姓，要自觉承担一些责任的。”在《精神的图像》里，他曾指出，“创作的过程是很难说沿着一种风格延续的，当你所处生存状态引起内心变化时，艺术观念及形式方法亦随之而变。” 在他看来，风格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不必刻意追求，也不必刻意回避。即便是毕加索，因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有明显的“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之分，但藏在不同画风下的人文关怀却从未消失。因此，作品的思想性或曰对精神本质的揭示才是艺术家永恒的追求。而他自己，“用精神的眼睛重新审度现实”，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主导他创作行为的鲜明态度。

“人本能的东西跟社会怎么发展、科技发展到哪一步都没关系，人都要有一种行为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己。”

轻盈浮游与深沉触摸

自1995年实现从“编外”到“编内”的角色转换以来，20多年里，崔进不仅高产，而且持续地超越自己。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从2000年始，尤其是自2003年以后，随着“自身思维深度和情感体验的不断延伸”，内心“趋于平静无痕”，反映在画面上便是“气息恬静，色彩更为单纯内敛”。从《城市远去》(2000）、《晚会》(2001）、《花浴》(2002），到《朦惑》(2003）、《帏境》(2004），再到《浮游者》(2007）、《坐看云起》(2008），图式上由繁而简的演进清晰可辨。

《梦中花园》200cm×120cm 2017年

但是，他最为笃定的，还是作品背后对都市文明的反思这一核心方向未曾有所偏离。他始终“关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神秘的离合关系，捕捉生命中偶然呈现的诗意瞬间”，“以一种诗化的距离来叙述想象与现实相凝聚的意向世界，一个变异了的真实和现代文明中人的种种复杂的心态，”以期“重新唤起人们对自身生存问题的关注”。

他的作品既高度观照现实社会，又不拘泥于对生活中火爆、热烈场景的如实再现，而自带沉重、忧郁乃至不祥的氛围。关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早期受形而上画派和超现实主义画派的深远影响和启示，他一直痴迷于这种超现实主义手法的多义性。他对衣着华丽的人物予以泛表情化的处理，以强调内省性的心理；哪怕是最热烈繁复的狂欢场景，也多以悬浮飘逸的动感传达一种自言自语式的逍遥姿态；而将现实中明快的色彩统统演绎为具有象征意味的中性灰色。在现实和梦幻之间，似与不似之间，他着力放大人类心灵阴柔的一面，“利用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出一种超出现实的隐喻与一种难以言传的困惑与空虚”。作为艺术家，他虽然对商业社会之于人性的扭曲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不愿意且没有必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更愿意相信，当读者面对洋溢着戏剧式浪漫气氛的画面，自有能力“从人物的双眸中映照出自己的孤独和迷茫，也自省到这种隐遁在尘世之中、躲藏在繁华和欢笑之中挥之不去的茕茕之感”（王惠《都市中的徜徉——崔进人物画印象》）。

《静谧》68cm×68cm 2017年

面对创作单调性的质疑，崔进只是淡然地坚持着自己，“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当你经历了一些从未经历过的体验后，那些跟自己的性格、爱好相吻合的东西便慢慢沉淀下来，逐渐演变成自己的风格。”在他看来，一生都在创作同一个类型或题材并不是个问题或局限，既然选择了绘画这种表达方式，他个人便更倾向于首先忠实于自己，在心灵自由的状态下，表达“画家内心的真实想法”。

每逢有人问到画面中究竟刻画的是怎样的梦境、是否是他某个具体的梦境等问题时，他的回答往往会令对方失望继而又若有所思，“这些梦境跟个人没有关系，而是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梦境来处理，表达的是一种共性，它可能不单单存在于中国，甚至是人类的共性。”显然，他的创作不以故事性见长，也没有灵光乍现的附丽，只是把人物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利用喧嚷热烈、密集庞杂的画面来传达其精神参照的内容，为思想服务。

但是，他也深知“一种画风的确立和成熟容易引起创作的结壳”，故而一再避开业已形成的风格，在中西艺术之间切换，双向借鉴、双向解构，不断寻找新的绘画语言，越过艺术的审美性，而直奔强烈的社会针对性，在边破边立的探索中，力求把传统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文化符号融合起来。“表达都市的景观创作，并不能单纯地去描述城市的外部形态和表情，纯粹地为城市外貌造像，而应把创作纳入新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在表达新视觉观念的前提下，领悟新的文化形态所具有的意义，进而在新的人文景观中寻找合适的创造性的形式语言和符号。”

“艺术史是一部表现人类精神演变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崔进在创作随笔《精神的眼睛》一文中作如此总结。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尽管，“在全民族的艺术素养没有成熟的状态下，艺术之于生活的指导意义很难判断，艺术家个人作品对观众的影响也不可测，”但是，他依然选择与寂寞为伍，一边啜饮着哲学与艺术的琼浆，一边“强调主体的认识、个体经验、直觉、潜意识及心理幻觉的表达”，将传统语汇引入当代语境，并确立新的文化规范，为传统水墨画的格局拓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艺术存在的价值必然是超前于社会发展的；艺术家的存在应当发挥引导社会审美、改变人们审美习惯的作用。”

人物简介

崔进，1966年生于江苏东台，1991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青联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委会委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长助理、艺委会副主任。

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美展大奖，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铜奖，首届中国重彩画大展学术奖，全国第一届民族文化风情中国画展特等奖，中国第二、三届体育美展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展优秀奖。入选八、九、十届全国美展，曾参加上海新中国画大展、第四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中国水墨文献展、中国当代中青年百杰美术作品展、深圳中青年工笔画家作品提名展、国际水墨画学术邀请展、国际中国画年展、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渡·当代水墨方式展、现代绘画史·代表画家作品展等大型展览。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

出版有：《符号中国——当代美术中的中国画·崔进》《中国艺术家·崔进》《百杰画家·崔进》《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个案研究·崔进水墨人物》《名家名画·崔进》《都市水墨·崔进卷》《崔进：艺术、生活、创作》《艺术阵线·崔进卷》《当代名家技法图例经典·崔进写意人物》《崔进写意人物》《中国画名家画库·崔进》《崔进研究》等个人专辑20余种。

（2018.06.16 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