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馗：中国戏曲的脊梁

走向学者

王馗原本想学法律，高考考上中山大学后，却被信息管理系录取。这个以文献学为核心的专业，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2年在师长父母的呵护下，从中山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17岁一人离家，从北方的忻州去往南方大都市广州求学时，气候、习俗、文化的隔膜让年少的他分外思乡。“幸好当时随身带了一盘戏曲磁带，每天听听感觉就能唤回一些乡情。”他与戏曲，冥冥中似乎早已被安排结缘。

中山大学古典戏曲史研究全国闻名，拥有著名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董每戡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生长于戏曲大省山西，从小就被家中老人领着去看戏的王馗，本科毕业后毅然决定跨专业报考本校硕士，并在6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中山大学立足于文本、文献、文学的研究思路，让王馗熟练掌握了一套严谨的、体系化的研究方法。他的硕士论文《试论小青故事在晚明的心理效应（附录：〈三百年“小青热”辑事论考〉）》、博士论文《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都在学界获得了不少赞誉，并得以发表出版。

“但在作硕士论文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困惑。”他以《牡丹亭》之后的冯小青传说为着眼点，通过文献学的方法进行了一番研究。“冯小青是一个16岁嫁为人妇的女子，因读了《牡丹亭》过于哀恸最终离世。从明代后期直到民国年间，她一直为社会所关注，很多文人都写过她，形成一个文学现象。”王馗通过梳理近三百年的文献，试图把不同文人写此事的戏曲文学、诗文集、历史笔记等录出并排列，以逻辑归纳剖析这一文学现象。“这时我发现，即使看了这么多文献，即使很感动，但它们不生动。后来我才悟到，这就是文献研究的局限。”

1999年，刚考上博士的王馗参加了中文系举办的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导师黄天骥先生、康保成先生特意安排他接待国际汉学大家、日本学者田中一成先生。“他是一位一直关注中国戏曲、民俗，偏重田野调查的学者。我通过和他接触，想到能不能突破传统，在文献、文学之外，把我曾经看到过的、鲜活的戏曲做一个研究。”

他选择了目连戏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目连戏是中国宗教祭祀戏剧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范本，要想了解它需要丰富的知识体系，还需要走进民间动态的演出环境。”他在把人类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等知识与方法全面掌握后，背起背包去了福建、广东客家地区、湖南等地，开始做人生中第一次田野调查。

“我把有活态目连戏的地方都走过了。”但看过以后他特别震惊，“因为戏曲不但不是我在书斋里感觉的状态，而且也不全是我小时候在庙会中看到的样子。目连戏甚至带有神圣性、严肃性，是给在精神世界中的神、鬼表演。”在把差不多30多种目连戏全部考察过、把它们的文本进行过比较之后，王馗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文中，他对中国已消逝了的鬼节——农历7月15日的盂兰盆会的宗教功能，以及它跟普通人的内心交流，作了详尽的分析与阐述。

博士毕业后，王馗曾进入文化部，从事了一年非研究性工作。在文化部艺术司，他看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间所有的国家级戏曲演出资料，感触到戏曲在这20年里拥有的大量创造，而且其中有很多经典作品。

“当时还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他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同学，因超负荷工作压力太大，猝然离世。“人生如此短促，该多做些适合自己的更有意义的事。”此时复旦大学向他伸来博士后橄榄枝，他欣然接过，再次背起背包去到梅州客家地区，开始了对“佛教香花”课题的田野调查。

“在梅州客家，香花是比目连戏更精彩的佛教法会，它有一套从起坛到送神、包括三四十套内容的文本，是罕见又珍贵的民间资料。”为了调研清楚与香花有关的方方面面、历史今天，王馗用两年时间的深入田野，与当地小庙的香花师父们同出同进，甚至亲自参与法事，在掉了十几斤体重之后，终于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粤东梅州佛教香花的调查与研究稿》。

2016年5月参加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教学评估，与香港粤剧大师白雪仙合影

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出版了3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在书中，他把香花从唐代到现代的衍变做了系统梳理，阐述了宗教对现实、政治、历史的作用与意义。之后，他请自己的妻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者李春沐一起合作调查，细腻地调查和记录整理，又完成了80多万字的《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这两部成果让梅州当地宗教部门清楚地知道了香花文化的历史与品味，影响当地政府制定出了相关的积极政策。

“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对现实生活有良性指导作用，那么学问、学术就不仅仅是能给研究者带来成就感，而是能够在滋养个人的同时，滋养他人、滋养社会。”

通过调研实践，王馗的学术方法日益成熟。“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人类学中生机勃勃的一面跟潜藏在文字中能够被体会、但有可能被忽略的一些经验充分地融合起来。特别是要把所有静态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跟普通人的心灵世界挂钩。我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对普通人心智的开发、提升，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作用。”

年轻有为的所长

博士后出站后，王馗在两所母校的召唤下，却选择了入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高校的研究是书斋式的，偏重文献、文学、历史。而戏曲是活态艺术，它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海戏曲传统偏重戏曲、偏重舞台、偏重艺术，这是我接触活态戏曲后的选择。”王馗到来之后，发现之前的全部所学在这里都适用，“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感觉。”2010年，他以丰厚的学术成果，被评为研究员，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2017年在北京文化局剧院平台组织对著名戏曲导演张曼君导演艺术的网络直播中，参与主持张曼君讲座

“研究院图书馆里有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全面的戏曲资料，北京有全国最丰富的戏曲演出资源。”进入研究院之后，王馗以理论结合实践之法，完成了“清代梨园行会碑刻文献整理研究”、“粤剧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艺术大典》、《昆曲艺术图谱》等多个项目的调研撰写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2015年3月，备受认可的他开始主持戏曲研究所的工作，第二年，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成为戏曲研究所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

“我们所里的名家太多了，把这份职责放在我身上，是院里对我的信任与提携，但我也觉得特别忐忑。”他忐忑于戏曲研究所66年的传统与积淀该怎么承接？在未来复杂的新时代该怎么发展？幸而除了信任他的研究院众位领导，戏曲研究所的诸位前辈大家也给他打气加油。“百岁的郭汉城老就经常鼓励我，让我放手做，不要怕。还有薛若琳先生、龚和德先生、王安葵先生、马也先生等等。这些前辈给予我的信任和厚爱，让我更加深刻慎重地思考肩上的责任。”

季刊《戏曲研究》是戏曲研究所从20世纪50年代创刊后发行至今的品牌刊物，其主编一般由研究所所长兼任。王馗主持刊物工作后，把它更加规范化、学术化，使刊物的纯粹性更加提升，出版更正规。“我们也通过这个平台发出了更多学术主张。”

教学是戏曲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为了让平台的教育成果更好，王馗除了大胆对教学进行改革之外，还设立了大家名家讲台，把戏曲界的大师名家、前海学派的前辈们请到台上，跟学生们畅所欲言地交流。“这几年，戏曲界大家都来此做过讲座，戏曲研究所应该成为全国学术交流的平台。”

在研究工作领域，除了学术课题、各类集体项目之外，王馗主张通过院里努力申请新项目，以设立新项目的方式关注戏曲现实。“今年我们推动了中国戏曲新流派系列研讨项目。”他解释到，所谓流派实际是一个创造性词汇，是一个时代变革的艺术表徵，是顺应时代往前走的创造性指标。“站在这样一个创造性词汇面前，去观照和总结整个中国戏曲的好经验，以及中国戏曲艺术体系。”这一系列的第一个研讨项目是与山西省文化厅合办，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山西产生的新流派。“比如晋剧里的爱爱腔、转转腔，蒲剧的俊英腔，上党梆子爱珍腔，这是以王爱爱、宋转转、张爱珍、武俊英四位唱出自己风格的演员，形成的全新流派。”

2017年4月参加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评估考察工作，与傈僳族同胞合影

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王馗借助文化部等众多平台推介提携青年学者。“我带领所里年轻人们参加了众多全国性质的演出活动，比如全国基层剧目展演、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等等。”过去，戏曲研究所看戏实践的机会并不多，即使去看，也缺少任何后续的研究和学习。“现在除了给他们尽可能多的寻找观摩实践机会，我还提倡大家看完戏后要写评论，积极参与戏曲创作实践，用理论来回应戏曲发展所出现的各种问题。”2016年以来，所里涌现出多位勤奋评论的青年学者，在戏曲界口碑甚好，有几位学者一年有20多篇剧评，并在业界备受瞩目，“相当于半个月就写一篇，这是对人才很好的锻炼。”

传承之后即发展。在这一点上，王馗的认识更加清醒。“在传统中，我们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比如在戏曲史、戏曲理论研究等方面，我们要持续进行理论建设；研究所以前比较集中于京昆艺术体系，现在要把各个剧种体系整合，推动整个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建构。”他认为，中国戏曲作为一个艺术体系，其中的艺术规则、表演规范都应该进行整合，“我们希望以戏曲研究所为主体，调动全国的力量共同来建设这个学术理想。因此，我们将来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戏曲通史、戏曲通论的范畴继续延伸化、体系化。”

作为优秀的青年学者，他对戏曲研究所的自身定位、整体工作、所担职责非常明晰，“去年年终时我曾总结说，我们要向上看、向下看、向外看、向内看。”

所谓向上看，是指研究所要把团队研究的深度成果提供给国家，作为政策研究、参考、咨询的资料，让符合戏曲发展规律的学术研究变现成有效的政策指导。“近几年文化部艺术司、非遗司以及其它部委的很多活动我们都积极参与，其中就包括很多政策的制定。”仅今年，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还配合非遗司做了一件大事：把十年来全国的戏曲非遗保护单位、二三百个戏曲样式、四百多个戏曲团队的保护成果做了一份汇集。“将来我们还想在这个汇集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戏曲非遗保护工作。比如策划对非遗保护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等等。”

2017年主持召开“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研讨会”与山西戏曲表演艺术家在一起（左起宋转转、武俊英、王馗、王爱爱、张爱珍）

至于向下看，则是指持续跟驻守在基层的戏曲团队、戏曲演员打交道，交朋友。“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把好的经验总结分享。”王馗主编《戏曲研究》之后，一直主推一个深度访谈栏目，此栏目的访谈对象并不主要是戏曲界知名人士，而是锁定中青年里正在上升的一批人。“就像潜力股，从崭露头角开始接触、挖掘，等到他成长、成熟，我们也成为他及他的创作的见证者，同时也成为研究他的专家。”

向外看，王馗想要关注的是中国戏曲的生存前景。“我们要跟高校系统的学者长期沟通，跟海外学者、海外戏剧界及市场长期沟通，让我们的戏曲理论、实践能有机会向外拓展。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平台，把自己对中国戏曲的艺术准则、价值判断推广传播出去。”

最后向内看，他指的是自身的学术建设，“我们不仅有20人的团队，而且很年轻，所以要把能力放大化，通过实践锻炼自己，同时在实践中拓展理论，让二者相辅相成，传承我们的传统。”

赤子情怀

前段时间，王馗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一篇报道，同时配以痛哭的表情。“别人看到后说，你这个戏曲研究所所长怎么还公开流泪、哭泣啊？”

那是一篇四川省举办“纪念‘振兴川剧工程三十五周年’活动”的报道。三十五年前，川剧界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成为整个戏曲界第一次提出振兴的剧种。“从字面上看，这个口号对于川剧的振兴当然是有益的。”报道中，地方政府、院团纷纷发表褒扬肯定之词，并列举这些年来创作的剧目，取得的成果。“我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加了一段话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我说，三十五年前，四川省有二三百个川剧团，而振兴了三十五年之后，整个四川、重庆地区能常年演出川剧的团队不超过5个。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振兴结果呢？”因为稿件是川剧研究机构协助撰写的，王馗的感觉就更加痛苦。“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具备足够的学术反省，我们的地方政府文化主管不仅仅需要锦上添花，更应该有所作为。如果我们整体进入不思反省的阶段，很多看上去好的东西，都会濒临死亡。”

2009年粤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王馗承担了粤港澳三地联合申遗文本的撰写，之后写作《粤剧》一书，系统梳理粤剧艺术传统

在文艺评论理性缺失、创作者热衷自己搭台颂扬自己的当下，王馗的正直和赤诚令人心惊，也令人分外感动。“我认为理论工作者说话可以不苛刻，也可以不走极端化，但底线是，必须说真话！你看到什么现象就揭示什么规律和走向。为什么必须坚持底线？因为我们是一个半智库性质的单位，不说真话、不负责任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这是一份多么大、多么重的责任！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早已不是一个单独的学者，我们的任何研究成果最终都要转化为动力与影响力，所以真诚和尽职责是必须的。”

除了评论，中国戏曲还存在各个职位人员紧缺、后继不力的困境。作为从业者，王馗是不是很悲观？“相反，我个人的看法是乐观的。”常常在基层调研的他说，如今传统戏曲在民间的活力依旧很强。“因此我说不能低估民间的力量。”他以故乡山西省为例，说到：“它们让我看到一份特别美好的希望，那就是今天仍然有新剧种在产生。”山西晋东南地区原有的上党鼓书艺术，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一边说唱，一边自己击节伴奏。“现在他们把伴奏放到台后，手里拿着板儿敲击着节奏，舞台变成几个演员同在台上代言体表演，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俨然就是一个新剧种。”王馗说，虽然这些演员并没有将表演上报为新剧种，但假之以文化生态的涵养，如果当地良好的创新环境依然存在，它们就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新剧种，甚至可以冲击上党梆子这样的大剧种。“总之，我相信戏曲的未来充满希望！”

人物简介

王馗，1975年3月出生于山西五寨，1992年考入中山大学，2002年获得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学术研究，2005年受聘为副研究员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2010年被评为研究员，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2012年7月，与妻子李春沐在梅州客家地区对香花音乐进行调研，在赶赴阴那山灵光寺的途中合影

主要研究成果：《粤东梅州佛教香花的调查与研究稿》（博士后出站报告）、《三百年“小青热”辑事论考》（新文丰出版公司）、《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台北国家出版社）、《偶戏》（中国社会出版社）、《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学林出版社）、《粤剧》（浙江人民出版社）、《解行集》（北京世界华文书局）、《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李春沐、王馗合著，宗教文化出版社）等，参与主编《昆曲艺术大典》、《昆曲艺术图谱》、《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等。

（2017.08.16 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