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正：胸中纵横 笔端学问

2009年带学生考察青海湖附近的古迹

在中国做一位考古学家是幸运的，因为中国有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足够的历史空间供学者们选择研究方向，然而这种幸运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因为更长久的历史意味着纷繁复杂的考古地层构造，浩瀚如烟的历史文献资料。

魏晋南北朝介于两汉与隋唐两大统一帝国之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认为，在历史考古学中，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难点在于，第一这是一个多民族多政权的混乱时期，头绪纷繁；第二更难之处为魏晋南北朝是贵族时代，与当今社会差异很大，今人准确理解贵族的心理和行为，并非易事。

然而正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独一无二姿彩，恰好契合了韦正的学术志趣。在学术上韦正是一个坚持的人，秉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却不与人争锋；同时他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善于思辨求新而不愿简单重复。

韦正一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学问，十年磨一剑， 2013年，他的著作《魏晋南北朝考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凝结了韦正多年研究的心血，某种意义上也是交付给导师——中国考古学界泰斗宿白先生的一份答卷。

记者面前的韦正，谦谦有礼而不失真诚率性，波澜不惊却渗透着灵性智慧，侃侃而谈中流淌着北大人的治学风范……

考古学的根基在于实践

交流伊始，韦正便阐明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文科分科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文科是无界限的，考古学在文科学术中的优势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实践，要动手。考古学不是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出来的，必须由田野实践开始。一旦着手发掘，就会发现这是项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进行工作，否则就近于破坏。因为考古现象的发生、形成有个次序，要按倒过来的次序把它挖出来，那个蛮要水平，既要有想象力，又不能胡思乱想。”

韦正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正是实践使他体会到考古学科的无穷魅力，也正是实践为他的学术研究之路开启了思路，打开了视野。

1985年韦正被老师推荐考入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最初他并没有对考古学“一往情深”，恰恰相反，因为当时教学设备简单，既没有多媒体也缺乏实物资料，一些内容只能凭想象来消化，有时难免感觉枯燥，他一度想“移情别恋”转换专业，结果由于是推荐生未被批准。

1992年韦正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基础雄厚，拥有一流的田野发掘技术及研究水平、丰富的文献资料，加上前辈们的学识底蕴所形成的浓郁学术气氛，韦正在此真切感受到了考古学的乐趣。1995年，他参与到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工作，该墓葬规模大，随葬品非常丰富，当蕴含古人智慧的玉器、兵器、印章展现在韦正眼前时，他被强烈地震撼了，一下子感觉到相距两千多年的历史顿时生动起来。要把第一手考古材料完整地、准确地提取出来，此时韦正体会到一个考古学者的责任。

与此同时，墓葬本身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面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巨大差别，如何理解和解释遗迹遗物，未知的谜题激发起韦正的研究热情，他意识到，除了要做好发掘、整理、工作报告这些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外，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找到破解古代社会种种问题的答案。

由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1984年至1996年共开办了九期，极大地规范和提升了我国田野考古工作水平，全国范围培训人数总共不超过300人，韦正有幸成为这批骨干中的一员，经受了脱胎换骨的培训。

韦正参加了1995年9月至1996年6月在郑州举办的第九期培训班，并获得国家田野考古领队资格证书。培训班实行末位淘汰制，尽管人人奋勇争先，可最后还是会淘汰一到两人。在培训班，韦正接受了前辈们严格的考古理论和实践“文武双全”的训练，尤其是陈雍和郑笑梅两位前辈对韦正影响颇深。

陈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理论的主要推进者之一，韦正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项考古学的基本功夫得益于陈雍老师的指导。郑笑梅老师承担田野指导的主要职责，她田野发掘水平精深，要求非常严格，已经60多岁始终不辞辛苦在一线指挥，发现问题直来直去，不会顾忌面子，学员们都害怕她，但其实她严厉的面孔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敢于担当。韦正解释，发掘类似行军打仗，既要与局部复杂地层关系直接“对决”，更要控制整个局面，经过此番锤炼，他在考古工地掌控、田野考古知识与技能等方面，都获益匪浅。

不管是南京博物院的工作经历还是国家文物局田野领队的培训，对韦正之后的学术道路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韦正坦陈，如果自己南京大学一毕业就来北京大学读博，肯定半途夭折。因此，韦正比较不赞同在考古专业搞直博、硕博连读，因为考古专业的特色是要实践，要动手发掘，这种经验的积累无可替代，必须通过不断实践来完成。

师从宿白先生

韦正和北大结缘，缘起一位北大老校友，他是时任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邹厚本先生，他非常欣赏韦正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三番五次劝韦正去北大读博，并以他的人格和信誉在宿白先生面前给韦正作担保。韦正起初对负笈北上并不积极，但拗不过邹先生的面子和督迫，一考便考上了。就这样，从1999年起，韦正进入北大跟随宿白先生读博并于2002年留校任教。

2016年与导师宿白先生合影

见到宿先生后，韦正才认识到能够跟宿先生读书真是三生有幸，“宿先生是个纯粹做学术的人，学问非常大，见到宿先生，你才能理解庄子讲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回忆起跟宿先生念书的时候，韦正连呼“危险，太危险了！”因为如果达不到要求，宿先生就会用他特有的方式跟学生讲：“如果达不到标准，就得结束学习。”那是怎样的标准呢？宿先生一贯的治学方法，即从大的政治和历史背景着眼分析问题，作为学生，韦正理解，“首先考古学得过关，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会挖、会排队，即掌握研究的基本方法，然后恰当地运用考古学手段，跟历史背景实现初步的结合。”

“例如，山东北部地区政治上的归属在公元469年发生巨变。469年之前属于南方，归南京管辖，主要承袭南方文化，是汉晋文化的延续，人席地而坐。北方是马上民族，469年之后，北魏控制了鲁北，北方文化给鲁北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鲁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在469年前后有本质上的变化，但是这一段历史，史书上的记载就只有一句话，需要把它读出来读明白。”考古学最终要由具体的实践追溯到抽象的历史，与历史实现结合，既需要技术，又要有智慧，需要从历史文献中捕捉到关键细节的敏锐。

韦正读博时，宿先生已近耄耋之年，考虑到身体状况，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宿先生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徐苹芳邀来，在一起同台上课。除两位先生讲授外，通常做讨论课，每次课程一个半小时，安排一个学生讲45分钟，大家讨论45分钟。每次一开学基本上把一学期讲的人就排定了，一般把韦正排第一个。韦正回忆，“我那时上课，为了准备一堂课，写提纲，做素材，半个月都不够，当时电脑幻灯还没有普及，全部是拿笔写。”在宿先生面前讲述45分钟学术问题，谈何容易，课上很多人被当场打断，发觉其他同学讲不下去时，为了缓解尴尬，徐苹芳先生会说“韦正啊，你说说吧”。

尽管其他人说宿先生对韦正宽和，但韦正始终感受到宿先生的严谨和严格。把文章交给宿先生看时，他每篇文章都阅读得非常仔细，小到标点都要圈出来，从逻辑到结构，都给予详尽指导。一篇文章往往要改五六稿后，才能让宿先生基本满意。

2011年韦正评正教授时，需要三封推荐信，由于宿先生是导师，所以系里指定必须有宿先生的推荐信。宿先生可是不会讲情面的，到宿先生家去韦正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心怀忐忑地将参评的一本专著和5篇文章递给宿先生，听取宿先生的意见。宿先生说材料他都看过了，并评价韦正的专著《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说，“你这个书算论著，好！”他很清楚宿先生这句评价的意思：宿先生向来不主张编书，认为围绕某方面的问题，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有足够研究成果，在做过多篇有系统的论文的基础上，集结起来的书才具有学术价值。宿先生的肯定令韦正终于松了一口气。

韦正看宿先生就像深山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有问题去问他，宿先生都会给出解答。跟宿先生读博三年时间，对韦正产生很大的影响，“宿先生那儿学问是没有界限的，文史哲在他那儿是打通的，考古只是表现他学术的手段而已。”宿先生自发的泯灭世俗的学术上的界限，学问相互贯通，使韦正认识到只有拓宽自己的思维，才能涉及更广阔的学术领域。

潜心治学

宿白先生给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定位是，“上承两汉，下启隋唐”，魏晋南北朝考古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关于魏晋南北朝整体研究，自1974年印制的未正式出版的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讲义外，该方向教材和师资都相对缺乏。当初宿先生把韦正留在北大并给他布置魏晋南北朝的任务时，韦正顿时感到一份沉重的责任压在肩头。

围绕着魏晋南北朝考古布局的总体方向，韦正开始了一步步的梳理工作。从南方到东北，由朝鲜半岛至蒙古高原，继而大同，再到甘肃青海，直至新疆，无不洒下韦正的探索足迹。历史考古学对文献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历史学，起于二十四史，上至先秦两汉哲学，下至佛教论著，不管是《汉赋》还是《佛经》，由古及今的著述文献见证了韦正的无限遐思。

治学之道代代相传，像宿先生那样，韦正对发表学术论著极为谨慎，他希望每写一篇文章都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文章是有分量有责任的。韦正感慨，“发一篇好文章也许感觉不到，发一篇不好的文章是一辈子的负担，如宿先生所说一块砖头压在肩膀上了。”

为了重新整理高句丽壁画墓，韦正潜心在韩国研究一年，并在2005年12月的《京畿道考古学报》上发表了篇幅达两万多字的文章《集安高句丽壁画墓葬之研究》。那时这篇文章国内看到的人并不多，当有学生跑来向韦正索要文章副本时，他才知道宿先生对这篇文章很重视，推荐其他学生阅读。10年过去了，人民大学考虑此文章在该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决定在国内重新发表。

秉承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韦正来说，文章获得掷地有声的回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研究鲜卑起源过程中，韦正的《鲜卑墓葬研究》发表于《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受到内蒙古学界同仁的极大重视，多次诚邀他进行交流。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揭示了不同的鲜卑迁徙路线，也有别于宿先生的观点，当宿先生看到文章中跟他不一样的观点时非常高兴，希望鲜卑研究突破他过去的成果。在韦正的学术道路上，宿先生博大的胸襟激励着韦正不断前行。

在考古学中，宏观把握能力至关重要，如何从整体上把握魏晋南北朝的考古材料，韦正依据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特色，把目光聚焦于更加注重追寻文化的渊源流变，更加注重不同的人对文化的认识。

历经十余年的积累完善，最终《魏晋南北朝考古》一书于2013年出版，该书是迄今最全面系统的魏晋南北朝考古论著，按照城址、墓葬、手工业、宗教、中外文化交流五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考古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分析，探讨了各类考古学遗存的发展演化规律，揭示了考古现象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描绘了汉晋传统文明、胡族文明、外来文明碰撞融合的状况，以考古学方式展示了秦汉文明经由魏晋南北朝演变为大唐文明的具体过程。在书中，韦正着重强调了魏晋南北朝所体现的过渡性和统一性，作为汉唐之间的过渡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统一性在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未曾中断。

春风化雨育后人

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传承。在韦正看来，带研究生某种程度上也跟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学术上严格是希望他们有所建树，做人上熏陶是希望看到他们幸福。韦正会尽可能给学生们提供机会聚在一起，使他们在集体中间和谐相处，给他们创造一种如家般的归宿感。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韦正“家长”。通过这种形式，学长们会主动照顾新来的学生，在待人接物和礼节礼貌上，起到传帮带的作用，懵懂的新生很快通过潜移默化成长起来，在整个团体中形成长幼有序，其乐融融的状态。

2014年与美籍华人美术史学家巫鸿先生和意大利学者荣思彬女士进行交流

考古系的学生不仅要能在象牙塔里做研究，也要能在考古工地上管理指挥，处理好各个层面的关系。韦正尽可能为学生们提供各种锻炼机会，当学生们可以独当一面，学会处理遇到的各类问题，韦正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为了使学生们能有更大成长，韦正一直在探索自己的方式。实践中他发觉跟学生单独交流更有效果，尽管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他也毫不吝惜付出更多。

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激烈的文化碰撞，但现在已归于沉寂，要是不加以注意，会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样子。韦正揭示道，中国古代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生活状况、生活环境同样是在不断变化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吸收其他文明优秀因素的一个历程，才塑造出现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面貌出来。作为老师，韦正认为有责任以其独特的考古学视角，向学生展示这种变化，给学生带来思维的启迪。

当面对给全校非考古专业本科生讲考古公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这一挑战时，为了给非专业学生讲懂并使他们认识考古，韦正对课程精心构思，巧妙设计，认真备课，每年更新完善。

谈到公众考古，韦正认为考古的普及活动非常有意义。参与公众考古的过程中，韦正体会到，考古宣传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生个体，更会通过学生们扩散影响到学生周围的家庭乃至社区群体，这对宣传文化遗产、文物古迹保护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如何把古代文化的精髓传达出来同时让听众感受到考古的趣味，韦正非常注重针对对象的不同因人施教。如果对方听懂了，就觉得很高兴。说起讲座的具体经历韦正如数家珍，他甚至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讲过，面对不断举手的小学生，韦正笑称那次差点把自己讲崩溃。

如今考古学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培养的专家越来越多，专家们往往太拘泥于一个地区，一个方向，一类器物。而韦正从来没有这样去局限自己，画地为牢，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所有内容都是考古研究的对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很多交叉学科相继出现，如何以考古学特质为基础，结合自身在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史、宗教史等各领域的兴趣，表达多元的想法，韦正始终寻求做出学问的意趣，乐于进行尝试。韦正认为，中国传统山水画作为中国人内在心性的绝佳表达方式，体现着独特的中国哲学，唯有格调高远才达气韵生动。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韦正，以其独到的思想和视野，在学术上不断地追求着。

韦正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关于史前考古，现在唯技术论或技术主义倾向比较严重，但我总觉得有隐隐的不太放心的地方，觉得搞史前考古的很多年轻学者不念历史文献了，或者历史文献念的不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的东西了解的不太多了。我认为做中国史前考古，我们的优势还是放在中国史的背景下，因为我们的文明没有断，我们后来的文明是由前面的文明发展过来的，用后面的文明去往前看的情况下，我们要比西方人深入得多，独到得多，所以不光是技术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很好的史学修养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可能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忧虑，是很多人的忧虑。

说到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从秦汉以后，某种程度上很多人是被历史学压得喘不过气来，连说出一句“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的勇气都没有，是什么原因？总体上是考古学研究水平较低，历史学研究水平较高，考古学给这段历史研究的贡献不够大，这是考古学本身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考古学者可以给自己提更高一点的要求，使自己的修养更充实点，这样可以跟历史学研究实现更好的对接。另一方面，在考古工作和研究做得更细致更深入更通俗的情况下，把考古学本身特殊的东西拿出来，为其他学科，主要是历史学科，提供更好的资料、观察点和独到的认识，这样才能真正地成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所以本质上这还是考古人得提高修养，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和考古学者任重而道远。

（2016.05.01 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