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在《咏史》中认为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从科学理性的思想出发，励志成为一个特立独行、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

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天，在他给朋友发的电子邮件里，有这样一段话：“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权下边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9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为王小波带来身后之名。在文化氛围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无数青年把拥有理性、常识和社会关怀的文化英雄当做自己的偶像来追随。

王小波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等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维护伦理纲常，然而身上总是带着“云雾气”，爱拿自己的道德理念比附他人，因远红尘沾沾自喜。王小波将这类现象称作“中古遗风”，就是拿着自己道德标准作天下的行为准则。一方面，他同情无数知识分子，比如马寅初和老舍，因为他们生活于不理智时代之不幸。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难以逃脱建立“自己的思想监狱”的悲剧。知识分子固然有责任扛起社会前行的旗帜，完善社会的道德建设，但社会准则的建设却是人民大众的专利，不是一些妙语华词就能够随意评判的。于是王小波提出了学者的长处：以理性知识，只说能说的话，并且是大声说，大胆说。沉默的人往往更能沉淀自身的杂质，作观棋的人，学到一些隐没的规则和知识。

知识分子首先是博学多识的，还应是关照社会的。余世存先生谈到自己近年一直忙于研究，对社会关照的少了，不敢自称为知识分子，这是谦虚之词。知识分子的话语自由的权利是必须的，然而沉默的自由也是可贵的，这是金子沉淀所必须的过程。关照社会应该是在充分的沉默地考察和研究之后，在理性与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不应只讲虚假的崇高，而要真正去关怀人性，关怀人生，关怀社会。

知识分子应有个人的精神尺度，不做强权的代言人。王小波认为当时存在一种“反智”不良倾向，愚民以教化，权利逼迫，意识形态禁锢，道德约束，伦理极端，让知识分子们长期处于得不到自由的奴者形象，在政治胁迫下，学问知识也就失去了公正。相较于西方的客观化的学术研究，中国的学术带有着强压下的主端化倾向，伦理教化丧失原来的轨道，社会发展也遭到阻滞。当今，知识分子是否还留存有这样的顾虑，心中所想所思能否在天地间来去自由呢？知识分子应在压力下为学术自由奋笔疾书、充盈人世，推动思想的多元化发展，为互相尊重做出努力，而不是进行直接了断的道德批判，这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不负责任。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以多篇文章反思了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不足之处，树立了知识分子当有的心魄底气，为思想界吹来了一阵清新的自由独立之风。我们更应将这份优良传统作为中国学术的优势和底气，不断推动学术自主生产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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