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甘泗淇上将诞辰118周年

甘泗淇和李贞是新中国唯一一对夫妻将军。

左：甘泗淇上将（1904.12.21-1964.2.5）右：李贞少将 (1908.2-1990.3.11)

甘泗淇为开国上将，李贞为开国少将，被誉为“双子将星”，李贞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贺龙称赞夫妇二人“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抚育了20多位烈士遗孤，并将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

1931年，甘泗淇参加红军，曾在人民军队的师、军团、方面军、野战军、志愿军等机关的政治部担任主任，一直升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

在人民军队的传统中，政治工作历来是重中之重，而甘泗淇是高级将领中的政工代表，被誉为最优秀的“政工将军”之一。无论长征途中，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亦或抗美援朝战争中，其在政工岗位发挥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凝聚人心，他有奇招；鼓舞士气，他育奇人；新式整军，他出奇效；粉碎敌军，他创奇迹。所以，即便没有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只当了一辈子政工主任的他，在被授予上将军衔时，无一人提出异议。

任弼时曾说：“甘泗淇是个忠诚的同志，善于团结人。”彭德怀一再称赞他为人忠厚、正直、公道。

1964年2月4日，甘泗淇在医院检查完身体后，笑呵呵地对看望他的同志说，“医生说我的身体很健康，我还可以为党再工作20年”，却未想，第二天，身在工作岗位的他，便被猝然暴发的心脏病夺去生命，享年60岁。

甘泗淇留给妻子的，只有他们共同珍藏的一大柜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经典著作，一大柜军队建设方面的书籍，一笔增交的党费和一箱褪了色的军装。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纵观甘泗淇的一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以身许国”，他为国家和人民所付出的一切，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毛主席和李贞亲切握手

以身作则的政工骨干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1904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沩山区南竹山村。

虽家中有十几亩瘠田，但由于兄弟姐妹众多，父母身体又不好，日子过得并不容易。只上了三年私塾的甘泗淇，便因家中贫困而辍学。姜家族人见其经常手捧书卷，认为他人小志大，若仗义培养，将来定能成为宗族有为人才，遂由姜族祠堂出资继续供其读书。

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的甘泗淇，愈加刻苦，在县立第二高小时，其一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章，被时任教务主任的谢觉哉评为“语思破石，炼句成金”。高小毕业后，甘泗淇考入省长郡中学，有机会接触更多进步思想。随后，他加入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并带头参加五四运动及“驱张运动”。在考入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后，他又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及各种活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相关记载，在1925年学校放假返乡时，甘泗淇面对村里无人敢惹的恶霸镇长杨致泽，不仅敢于当面训斥，还以所学为武器，一边率民众与之说理斗争，一边组织示威游行，最终迫于强大的民众压力，杨致泽被枪毙。

这件事给民众震动很大，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举例说明学生和民众联合的力量时，两次提到这一事件。

看得出，那个时候的甘泗淇，不仅拥有十足的正义感和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且极具组织和斗争能力。

1927年春，甘泗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后，在中央秘书处搞文字翻译工作。后由党中央派遣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和军区政治委员。

在从苏联回国之时，为隐蔽身份，他便将自己的俄文名——甘斯基，取谐音，改名为甘泗淇。自此，后人只知甘泗淇，不知姜凤威。

甘泗淇一生大多担任政工工作，政治上严格要求干部，生活上关心干部，且严格以身作则，是他政治工作一贯的遵循。

很多年后，廖汉生将军还记得长征时，因一把粉子犯错而被甘泗淇撤职的一名指导员。

长征时，甘泗淇隶属于红二方面军。当时要过草地了，部队将艰难筹集到的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轧成粉留用，这是维持生命的炒面，为此甘泗淇作出三点规定，各连首长亲自发粉子，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可是，17团一个指导员悄悄多拿了一把，为严明纪律，甘泗淇亲自签发了处分决定。

对于红军干部行为作风的要求，甘泗淇是极为严格的，正因为有这样严明的纪律，红军干部和战士们才能始终保证思想不滑坡，才能不断战胜困难并取得胜利。所以廖汉生会讲，“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建国后，贺龙元帅曾回忆：“红二方面军长征时走在最后头，因此，吃的野菜、野草最多，共有三十多种。”详实数据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能吃的都被前面部队挖光了，甘泗淇索性将自己的口粮全部拿出来，分给伤病员，而他自己就靠着野菜充饥。

一天，有人给甘泗淇送了一块马肉，他哪里舍得吃，赶紧让妻子李贞把马肉送给受伤严重的战士，但马肉太硬，李贞不得不将马肉嚼烂，再给受伤的战士吃，他们就像父母一样照顾着战友。

为挖到能吃的野菜，每次宿营，甘泗淇顾不上休息，带着政治部机关的同志到处寻找野菜。每发现一种新野菜，他都自己先尝，确定无毒后，才通知部队寻找这种野菜。要知道，这样做非常冒险，万一中毒，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很难抢救，但没人能劝阻他。后来，毛泽东见到他感慨地讲：“神农尝百草，为的是天下人的安危，你这个神农是共产党的神农，是共产党人的榜样！”

在抗战期间，为适应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形势，甘泗淇积极组织举办各级教导队，培养了大批新干部。他带领政工干部，执行全民抗战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认为，一切工作，一切生活，一切战斗的胜利，都要依靠于党组织的保证。

那是一个打仗为中心任务的时期，他曾讲，“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保证每一颗子弹都瞄准敌人，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藉于此，他极为重视思想动员，战前要求指战员明确敌情、我情、战斗方案及打法等；战斗开始要进行战场鼓动，激发斗志；获胜时，他要求传递信息、鼓舞士气；失利时，他要求总结经验、重振军威。同时，他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一方面激励战士英勇杀敌，一方面让大家懂得珍惜生命，反对发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

当连续行军过程中，发现一些战士有急躁厌烦情绪时，他不仅要求各级政工干部向战士讲形势、讲道理，还特别关注具体情况，比如摸清连队伤病体弱人员情况等，做好帮扶准备，同时安排好宿营和看伤治病，并开展各种活动和竞赛，激发情绪和斗志等。

值得一提的是，由其创办的战斗剧社（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前身），成为深受官兵喜爱的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成荫、欧阳山尊、严寄洲等不少文艺骨干，后来成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毛泽东在延安看过战斗剧社编演的节目，还亲笔写信给予表扬和鼓励。

1947年11月，第二次榆林战役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和外线作战的准备时期。此时，连续作战已一年有余，俘虏人数与日俱增，战斗一结束，就会有大批俘虏被补充到部队中，他们缺乏系统的政治教育，阶级界限模糊，觉悟不高，贪生怕死，萎缩不前。同时，一些干部、战士由于担心未来战斗的残酷性，斗志有所减退。更有极少数人阳奉阴违、违反纪律。

面对此种情况，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决定进行整训，以提高官兵觉悟。随后，他在全军开展了以新旧军队作对比的“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活动。他多次深入连队，亲临指导，和战士一起参加诉苦大会，传播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

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战斗意志也更加坚定。第二年春，斗志昂扬的西北野战军，一举歼灭胡宗南部近3万人。

1948年毛泽东发表著名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把“诉苦三查”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并高度评价：“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甘泗淇就是通过各种务实而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不仅维护和增强了人民队伍的团结，也保证了任何情况下队伍的不溃散，更让红军经过的沿途，撒下革命的火种！

抗美援朝爆发后，甘泗淇被任命为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做了大量提高部队生活、保证部队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工作，成为彭德怀的得力助手。回国后，他总结了自己过往时期的政治工作经验，提出了“政治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治工作与军事业务相结合”等观点，对全军的政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甘泗淇和李贞：神州夫妻两将星

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

1935年元旦，由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作介绍人，贺龙主婚，在湘西永顺，甘泗淇与李贞举行了简朴的战地婚礼。

同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因为怀孕，组织上曾动员李贞留在根据地，但她坚决随部队出发。为精简机关，军团组织部只留下3 个干部，人员少，工作量大，这对于已有身孕的李贞来说，困难更大。

原本组织给李贞配了马和帐篷，可她都让给了伤病员，坚持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起初病了，她也不告诉任何人，艰难地跟着部队，直至病情严重才被战友发现，伤员流着泪将马还给她，可她坚决不要，最后是大家坚持用一条长布将她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

甘泗淇夫妇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之所以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长征途中，李贞早产，孩子随后不幸夭折，她也因此导致终生不育。当时，红军指战员都靠吃树皮、嚼草根维持生命，孩子自然无法获得奶水与营养。

结婚时，李贞觉得自己是童养媳、有过两次婚姻，配不上初婚且留过学的甘泗淇，可甘泗淇却说：“我要的是爱人”。李贞不能生育后，多次请求甘泗淇另娶，可他还是那句，“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朴素的话语中亦是浓浓深情。

孩子的夭折、产后的虚弱、伤寒病的侵袭， 让李贞病痛缠身，常常昏迷。但由于战斗的需要，夫妻俩并不能常在一起行动。得知李贞病重，贺龙和任弼时“命令”甘泗淇前往照顾。

当时部队缺医少药，经费困难，为不给组织添麻烦，甘泗淇将自己珍藏的唯一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换了针剂，才将妻子从死亡线上救回来。李贞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不能骑骡马，他就背着或扶着她走……夫妻二人患难与共，最终到达陕北。

甘泗淇夫妇相濡以沫的感情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早已成为佳话。

抗日战争最困难时，夫妇俩经常天不亮就上山耕作。到达陕北后，他们也积极参加挖窑洞、种菜、纺线织布等各种自救活动。后来在大西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依然坚持劳动……总之，机关驻地在哪里，他们就抽空在哪里开荒种地。

1955年授衔后，作为将军夫妻，他们驰名军内外，但生活却依然保持俭朴本色。

除了逢年过节，他们一日三餐常常就是两三个素菜；除了统一发的服装，几十年来，甘泗淇几乎没有购置过衣服；一把藤椅用了15年，夫妻俩也舍不得扔掉；用了40多年的行军箱，开裂了也不换新；组织要给他们置办房产，购买专车，均被他们一一回绝……他们的薪资多用于抚养烈士遗孤和有困难的干部子女身上。

甘泗淇常对人说：“我们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革命后继有人。”他们常自豪地指着抚养的子女，对到访家里的客人讲，“你看他们，不都像我们的儿女一样吗！”

孩子们的品德教育，夫妇要求极为严格，不让他们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甘泗淇常教育孩子们：“工人、农民的孩子能做到的，你们这些烈士后代、干部子女都要做到，从小就要培养自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长大了才能好好为人民服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20多个孩子学习非常刻苦，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并先后在医疗、文教、科技、国防等领域，为国家作出贡献。

1964年甘泗淇过世，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贞都处于悲痛之中，却未想，随后的日子，她又被扣上莫须有的“反革命分子”罪名，经历了4年无自由、6年无工作的黑暗生活，直至1975年被恢复名誉。此间，虽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她始终坚信真理，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甘泗淇一样坚定。

保持朴素的生活，早已成为李贞的习惯，她住在北京香山脚下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卫生间经常漏水，有时得垫着砖头才能走进去，冬天室内温度还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可她总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最后，还是在组织的反复劝说下，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的一套公寓中。

1985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辞去所有职务，这样的举动为军队干部制度改革带了好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1990年3月11日，李贞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她在遗嘱中交代：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一部分缴纳党费，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作办学补助。

这样的遗嘱，暗含了一位母亲对天下孩子的殷殷期望，浓缩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深情厚谊，也凝聚了一个党员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感情！

（2022年第24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