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的政治理论教学生涯中，我既有积累，也有思考，形成了一些感悟。我认为，理论工作是光荣的职业，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要经得住来自各方面的考验，以平静的心态默默工作、无私奉献。”

“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日，可以说妇孺皆知。今天，稍有一点党史知识的人也知道：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出席的人数是15人（其中中共党员代表是13人）。可是，当年一大是秘密状态召开的，以后又经历了“白色恐怖”和连续战乱，原始文件档案难以保存下来，当时的出席者亲自记录和撰写的回忆录也极少，加之在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阴历和阳历并用，更增添了历史记录的复杂性。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叫邵维正的学者才着手重新考证一大，确定中共诞生的确切日期与中共一大出席人数，得到官方的公认，成功解决中共历史这一悬案。

作为一名身着将军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邵维正数十年如一日立足三尺讲台，倾心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在党史界与全军理论界成为佳话。采访中，邵维正以深刻的阐述、珍贵的史料、严谨的考证细述了建党的历史背景和党创建的细节，还原了一大会期与出席者的真实历史。这次采访，分明是一次党的历史的深度重温，也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

倾心研究中共一大重大党史课题

1977年，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把军队教育训练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亲自批准恢复被“文革”破坏停办的包括后勤学院在内的三大院校。1978年，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前身）恢复重建，邵维正奉命从西北调到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

6月30日，中外媒体参观并采访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纪念馆新近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展览陈列扩容，较原基本陈列的展品多增加了130件。图为多媒体、模型等展示“一大首聚”场景

这年初夏，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蓬勃展开，犹如一阵春雷激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回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邵维正初到北京，正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于是，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由时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主持。原编写计划分为14卷、600余万字，编写任务重、难度大，涉及面覆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此时，邵维正接到通知，他由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写作班子。于是，他意识到自己赶上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首卷由此启动。第一卷着重反映1919年到1923年这段历史。邵维正承担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在收集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资料过程中，邵维正明显感到在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邵维正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资料，邵维正感觉不知所措，书稿写作难以下手。也就在这时，他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

然而，这时他听到的反映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他做这项研究；有的担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有的出于好心，私下劝他不要冒这个风险。

听到不同的反映，邵维正产生了一些顾虑，也有过思想斗争。心想：“按照原来的统一口径写也无可非议，但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而回避难题、循规蹈矩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邵维正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吸取了理论勇气，打消了顾虑，决心解开这道难题。

经过一段必要的准备之后，邵维正在1979年4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都一致认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是与会者全部到齐，无一缺席。因此，如果把每位一大出席者1921年6月和7月的行踪查清，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上海，就能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邵维正的查证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他认为，这两方面工作应在同一过程中交叉进行，便于相互启发和印证。

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而且身体欠佳，对他们访问带有抢救活资料的性质。访问包惠僧不算太困难，他当时任国务院参事，住在西便门机关宿舍，对来访者热情而健谈，虽然已是85岁高龄，谈起往事滔滔不绝。“我多次访问过他，交谈内容十分广泛，从他的青年时代、建党前后的活动直到晚年如何从澳门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数多了，他记住了我的名字，进入他的家门，包老就幽默地说：‘老朋友又来了，今天谈什么话题？’我最后一次访问是在6月20日，当时他精神还挺好，不料12天以后，他内脏血管突然破裂，来不及抢救，与世长辞了。“邵维正说，对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访问收获不小，搜集到的有些内容直接用到了考证材料上，其中许多细节增加了自己对建党活动的感性知识。从访问包惠僧的过程中，邵维正深深感到抢救活资料的重要。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刘仁静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邵维正提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对此，邵维正冷静想了想，又觉得可以理解——刘老一生坎坷，几度磨难，对人对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对涉及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谨小慎微，这大概是他不愿开口的内在原因。于是，邵维正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维正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思想上戒备少了，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邵维正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刘仁静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刘仁静又说“记不得了。”就是这么难得开口的一句话，给邵维正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他决心以此为突破口，追根溯源，举一反三。

回忆是重要的，但没有原始资料印证又往往是不可靠的。当得知当时有个《少年中国》杂志时，邵维正受到了鼓舞，接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但都没有找到，原来这份刊物后来没有影印出版。最后，只有靠寻找留存的孤本原件了。经过反复打听请教，跑了不少路，找不少人，邵维正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邵维正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这本尘封了68年，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3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仁静的回忆相符，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邵维正把刊物中刘仁静的活动记载以及他两次发言的原文摘抄一份，又一次访问他。料想不到自己68年前的发言记录又展现在眼前，刘仁静激动得两手发抖，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刘仁静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也引发了许多回忆，话开始多起来。邵维正说：“随后的几次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仅谈了建党前后的情况，还详细说起自己在苏联的经历，留下了不少难得的活史料。我建议他写些回忆，把亲历的事情作为历史见证留存下来。一提到写回忆，刘老又有顾虑了。我反复向他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希望老一辈对历史负责，把经历留给后代。几个月后，刘老终于写了一篇《一大琐忆》，经我推荐收入到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忆录》中。”

王会悟是一大筹备者李达的夫人、早期妇女运动的骨干。邵维正原以为她在南方，而自己又抽不出时间南下访问，感到很遗憾。“后来听说她有一个女儿在北京工作，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并得知王会悟本人正在北京治病。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立即赶去看望和访问。当时，她身体衰弱，已卧床不起，就在病榻前，我开始访谈。为不使老人过于劳累，我们每次谈话时间都不太长。王老的记忆已不太清楚，几次访问前后的说法也不很一致，这当然不能苛求。我尽量提供一些情况启发她回忆，访问虽然比较艰难，收获还是不小的，特别是了解到与王会悟直接相关的一大代表借住博文女校的经过以及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等许多真实细节。”

当年，重新考证一大的邵维正起早摸黑，吃住在中央党校，每天奔忙在各图书馆、档案馆和资料室，多次采访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几个月下来，他收集整理了上千张卡片，掌握了大量资料，思路逐渐丰富清晰起来，有了用事实说话的厚实基础。

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云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中央机关屡次遭到破坏，许多珍贵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中央到达陕北时，只剩下经过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铁箱子文件，遗憾的是，中共一大的有关材料已在战火中遗失。进入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为了进一步凝聚全党，1938年春，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活动，并将一大召开之日定为党的诞生日。

有学者近年在查阅有关书刊时，惊喜地发现：第一次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是在1937年7月1日。这一天在延安中共中央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周恩来为纪念党的生日作专题报告，题目是《16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报告概述了党自建立以来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比较了中共与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同传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遭到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分析了党又重新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号召党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专家认为，周恩来的报告开创了通过纪念“七一”党的生日对全党进行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与任务教育的先河。周恩来的报告会选定于1937年7月1日举办，表明这时党中央领导核心机构已经商定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日来进行纪念。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苏联移交过来的部分共产国际档案中，邵维正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初稿时，邵维正是把对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和一大出席人数的考证分开来写的，两文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完成。为慎重起见，他先把一大日期考证一文投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8月20日第9期正式出版。《党史研究资料》虽然是个内部刊物，但在当时是一份严谨求实又有较大影响的内部刊物，很受党史界的欢迎。此文发表后，很快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不断有人来信来电，还有的直接来面谈。其中，有的同志担心社会上能不能接受这种新观点。

赶写完有关一大的考证专题论文后，邵维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草草整理行装，他回到了阔别3个月的家中，才3岁的儿子见了他，皱着眉、直瞪眼：眼前这个憔悴疲惫的“陌生人”，是我的爸爸吗？

197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样本”印出。在广泛征求意见后，编辑部汇拢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印出几十期《工作简报》。“大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十分关注，倾注了很高的热情，意见内容也很丰富，既有编辑方针、总的评价，也有对某篇文章的评议，还有政治性、学术性、技术性的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对编者和作者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根据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再次作了删改和校订工作。”

1980年1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该刊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在卷首加发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胡乔木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将三尺讲坛当作人生舞台

1994年7月底的一天，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将军授衔仪式隆重举行。

16开大小的将军军衔命令状上，写着“批准邵维正晋升少将军衔——此令”。接过晋升命令状的一刹那，邵维正感到无尚的荣光，心里暗暗想：将军衔对一名现役军人来说是最高荣誉，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荣誉，珍惜这个荣誉，时刻牢记共和国的一名专业技术将军所应担负的职责和使命，忠实履职、勤奋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和重托。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时，邵维正才收回自己的思绪。

授衔仪式结束后，邵维正换上了少将制服，金黄色肩章底版上缀有仿刺绣金色枝叶和一颗金色星徽。于是，全军有了第一位被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的政治理论教员。党和人民给予自己如此崇高的荣誉，邵维正不由忆及自己的来时路。

1936年9月8日，邵维正出生于有“龙城”之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常州。这里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就被誉为“常州三杰”。邵维正出生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际，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我的父母都是高级职员，当年在常州工作。我排行老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1949年8月，邵维正全家回到已经解放了的家乡浙江黄岩，就读于黄岩县第一中学。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方兴未艾。这年春节刚过不久，邵维正又萌动了到朝鲜战线去的想法。为了能够顺利当兵，他多报了1岁年龄。终于梦想成真，成为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文工队的一位文工队员。这年3月15日，被邵维正永远铭记着——这一天，他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将自己的名字“维振”改名为“维正”，意取“维护公平正义”（抗美援朝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到了朝鲜，主要是搞宣传、鼓动、演文艺节目，很累，但是热情高。后来，我到连队当文化教员。”邵维正说，捧着雪吃炒面在朝鲜战场上根本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他看到一些战友吃完炒面后肚子疼，于是想了一个吃炒面的办法，每次把雪放在嘴里含一段时间，等雪化成水，在嘴里暖和以后再吞下去，这样就不会有事。他还把这个方法教给了其他战友。

在朝鲜前线，15岁的邵维正开始了教书育人事业。当时，我军包括基层指挥员在内，不少官兵都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初中二年级水平的他自然就成了军内文化教员。所在部队参加了金城反击战，朝鲜停战后长期留守朝鲜。1956年9月，刚好20岁的邵维正因表现突出在异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天，他没有想到日后长期从事党的历史与党的理论研究。

1958年8月回国后，所在二十一军隶属北京军区，驻山西大同。邵维正在某师一直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任新闻干事，期间还参加过藏区平叛战斗。戎马生涯中，转战大江南北，所到之处都如饥似渴，孜孜以求，不断地为自己充电，有意识地积累各种知识，然后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1964年2月，邵维正被选派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正是这段时间系统的学习，奠定了他对党的历史以及马列主义的浓厚兴趣和深厚感情。邵维正对那段时间的学习作了客观评价：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历史知识以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看到了党史研究、传播和普及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回首往事，邵维正有许多感慨。但他庆幸：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中国的历史还原到本来面目，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长沙政治学院学习结束后，邵维正回到师部，历任秘书科副科长、宣传科科长等职。1967年，二十一军被调入关中，改属兰州军区。

1978年，从西北奉调解放军后勤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员，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从此，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片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处处留下了邵维正冲锋陷阵的身影。从抗美援朝战争时担任连队文化教员，到后来在野战部队从事宣传工作，再到新时期担负总后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轮训，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学习和传播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终身不懈的追求。

邵维正在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一直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致力于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头脑。为了提高教学效果，邵维正针对中级院校特点，把着力点放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充分的调查论证，他率先提出了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专题式教学”的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突破了政治理论课教学沿袭多年的授课模式，围绕政治理论前沿问题和学员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设置若干个专题，进行系统的专题教学，力求解决过去课程中存在的学科领域“窄”、理论内容“旧”、距离现实“远”的问题。邵维正以研究带教学，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教学成果。“专题式教学”被总部肯定为中级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模式，获全军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作为军队为数极少的专家，邵维正被特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主要成员，全程参加了工程组织的国情调研、座谈会、课题研究等活动；对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进行审读，为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出谋划策，对工程实施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及建议等。多年来，他一直参与或承担中央办公厅、中央各部委组织的活动或交给的任务。

经得住时代与历史的检验

尽管邵维正是全军第一位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的政治理论教员，是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军队政治工作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带头人，但他始终以普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居，以身作则，严谨治学，甘于寂寞，淡泊名利。这些年来，他先后讲授过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等20多个课题。每次课程转换，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认真编写讲稿。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他担任总后军师领导干部理论轮训教学任务，每期轮训都担负一门新课，有时从接受任务到授课，最短的时间只有两周，而且授课内容都是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他凭着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讲授的课题，先后被上级部门制作成1000多盘教学录相带和光盘发到总后师以上直属单位，参加学习的同志都称他是“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7月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1998年被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2001年12月获首届“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7月获军队最高科技人才奖——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2003年中央军委记三等功……

这些年来，他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不辞劳苦，宣讲、传播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理论，穿梭于大江南北，行程上数万公里，为机关、部队和地方作了1700多场次报告，直接听众达数百万人。他的辅导报告，思想观点鲜明，运用事例生动，语言感人，角度新、视点高、阐述深，深受听众欢迎，大家常为他儒雅、博学、风趣、可亲的魅力而受到感染，视他精彩的报告为精神营养大餐，场场爆满，听众如云。

2011年4月，75岁高龄的邵维正从军整整60年，办理了退休手续。然而，他退而不休，仍然奔波在党的理论研究、宣讲第一线，忠诚地坚守党的理论阵地。他说，愿意做一位忠诚党的理论战士。“在几十年的政治理论教学生涯中，我既有积累，也有思考，形成了一些感悟。我认为，理论工作是光荣的职业，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要经得住来自各方面的考验，以平静的心态默默工作、无私奉献。”

邵维正

浙江黄岩人，著名党史专家，军队政治工作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带头人，少将军衔。1936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州，1951年3月入伍。现任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资深教授，兼任过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全军政治教员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2016.08.01 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