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一种生活美，它不光是历史，也是现实的生活的方式，是当时当地人认为的最好最美的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也讲过这样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觉得特别好。”

1993年，段宝林在西藏

1934年，段宝林生于扬州（当时称为“江都”）东关街一个小康之家，在当地开钱庄、米店营生。1939年冬，日本鬼子来后，因被土匪抢劫，祖父不幸去世。1942年，段宝林8岁时，父亲去世，10岁时，母亲去世。正在上小学的他由此成为孤儿。所幸外祖母对他很看重，送他在扬州教会办的最好的达德小学继续念书。1945年，段宝林考入私立扬州中学，不久转学到崇德中学，初二时又转入省立淮安中学就读，其间曾获全校英语演讲比赛第三名。初三他转入江都县中。之后考入全国名校省立扬州中学读高中。

踏上文学圆梦之旅

1949年1月扬州解放。正在读高二的段宝林萌生了想去参军的强烈愿望。这年的10月，他如愿以偿。入伍后，先是在苏北军区机训大队参加机要员培训学习，不久又到南京军区、华中军区的青年干校学习机要业务和政治。1951年1月段宝林顺利毕业，分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工作，主要工作是收发华东局和中央及各地党委之间的绝密电报，机密性很高，段宝林感到自己和同事们都受到了党的很大信任，他感到很幸福也很自豪。段宝林记得自己曾多次看到在院内大草坪里打太极拳的陈毅，也曾见到在院子里散步的谭震林。

1982年出席歌谣60年纪念会

段宝林回忆，当时他们住在上海瑞金路二路114号（现为瑞金宾馆），居住环境很好，吃得也不错，是按野战军的标准吃供给制，营养比较好，原来很瘦弱的他又喜欢跑步、做双杠运动，所以身体状况逐渐转好。当时正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期间，华东局发往各地各省委的电报非常多，故常开夜车，有时甚至是通宵干。因为年轻，身体又好，所以健康并不受影响。

这期间，段宝林常去淮海路、福州路的新华书店和思南路旧书摊上用自己的津贴买书回来看。领导见他爱看书，就把单位的图书室交给他管，并把卖报纸的钱让他负责采购。段宝林陆续为单位购回数百本书，其中尤多文学类、小说类图书；还订阅了几十种期刊。除了阅读，段宝林还特别喜欢唱歌，是单位合唱团和华东局合唱团的队员，甚至也曾担任过单位合唱团的指挥。       

段宝林并不满足于眼前的状态，他的梦想是上大学，是去文化部门工作，成为一名作家。当时革命队伍是非常温暖的。尽管领导觉得段宝林不安心工作，但还是很关照他。于是段宝林得以在1954年3月调入华东作家协会当机要秘书。当时作协实行薪金制，他的工资可以由每月33元增加为67.5元，可是，段宝林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不是旧人员，就坚持拿供给制。他被安排在作协秘书长办公室办公，负责保管机要文件等工作。当时，华东作协主席是夏衍，副主席是巴金、章靳以，秘书长是柯蓝。夏衍还兼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作协党组书记。夏衍主持党组开会时，就由段宝林承担记录工作。在工作中，段宝林觉得“巴金人很好，夏衍对巴金也比较关照”。 

与季羡林在一起

1954年国家制定第一部宪法，上海文艺界政协委员曾在华东作协会议室开会讨论宪法草案。在现场作会议纪要的段宝林见到了前来参会的著名演员赵丹、白杨及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等，作协系统的巴金，以及平日就在楼上办公的《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等，也同样以政协委员身份在座。有一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听关于宪法的报告，有些人没有去听，赵丹就请年轻的段宝林给传达传达。段宝林感到为难，唐弢为段宝林解了围，就接过话头主动承担起了传达的任务。数年后，已在北大任教的段宝林与1959年调进北京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唐弢再次见到时，段宝林感到他对自己依旧是非常之亲切。

段宝林在华东作协也就呆了半年时间。领导知道他还想继续深造，就支持他去参加高考。时逢1954年大学扩招，高中毕业生不够，对于想考大学的，各机关单位都动员他们去参加高考，并组织了上海最好的教师予以集中辅导。段宝林抓紧工作之余的时间努力学习积极备考，并且三个志愿都填了北大，结果以全华东前五名的好成绩如愿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9月，从上海开往北京的一趟新生北上火车专列，把段宝林和众多上海学子送进了新中国的首都。

走上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之路

1954年到1958年，段宝林在北大中文系求学四年。其间，段宝林每月可领到20元的调干助学金外加5元家庭困难补助金合计25元，比之当时大学生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和极为低廉的物价，他的整个学生时代可谓不差钱。

段宝林（左）与萧军

学习非常紧张，每周6节文学史、4节文艺理论、4节俄语、3节现代文选及习作等等共32小节课。54级中文系学生约有100人，包括编辑、文学、语言学三个专业，无论哪个专业都功课多多。系主任杨晦讲授文艺理论课，魏建功讲授古代汉语课，周祖谟讲授现代汉语课……段宝林孜孜以求、如饥似渴地在学海中畅游。 

1956年至1957年间，段宝林以饱满的激情撰写出一篇题为《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的长达5万字的学年论文，深入探讨了他颇有感触的文艺理论根本问题。他在文中强调：文艺是交流感情的工具，文艺一定要感动人，要强调美，一部作品不感人就不是艺术……这篇论文他曾请当时住在北大燕东园的何其芳看过，后来又交到了系主任杨晦手上。

段宝林的同学中有后来同样留校任教的张钟、沈天佑等，还有当时就已名声鹊起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中文系课程安排得多，刘绍棠却不好好听，因为他觉得这些课大多对他的创作没有什么帮助，一年后刘绍棠就退学去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了。系主任杨晦常说：“北大不培养作家，作家要靠生活培养。”——这句话后来在中文系流传了几十年。

段宝林在意大利巴勒莫领奖

段宝林在上海工作时就喜欢体育运动，在北大也一直保持着勤于跑步、游泳等好习惯，因此被选为班上的体育委员。刘绍棠却对锻炼提不起劲头，对于班上组织的体育活动也很少参加。后来长期埋头创作的刘绍棠积劳成疾，1997年，年仅61岁就因病去世。段宝林对此颇为感慨。就在笔者登门去采访的当日早上，已然84岁的他还上游泳馆去游够了45分钟才回家。

1958年，段宝林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前夕，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杨晦知道他对文艺理论很感兴趣，就留他担任自己的助教。一直就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段宝林一口答应，从此也就走上了漫长的执教与治学之路。

时逢大跃进，民歌在全国都很受欢迎。北师大开设有民间文学课程，北大也有一位名叫朱家玉的青年教师在讲民间文学，但她1957年暑假在夜里开往大连的船上失踪了。所以北大就没有人讲授这门课了。中文系当然还想继续把民间文学方面的课程开下去，可吴小如、沈天佑等人都不愿意接手。怎么办呢？

段宝林主动提出愿意研究和讲授民间文学，他决心从理论上来研究民间文学。朱家玉曾在北师大进修，所以讲的是北师大特色的理论体系，按照历史顺序的体系。段宝林接手她的工作后，在深入研读和掌握既有的苏联民间文学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改为以民间文学理论为纲的体系。

1979年，段宝林（第三排右二）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与北京代表团的作家们合影

1959年，段宝林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讲稿为57级的同学们讲授。他的《民间文学》课有一个总论，包括民间文学的概念、特点、价值等，苏联讲的是口头性、变异性和集体性，段宝林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心得加以创新，加上了直接人民性。后来，又加上了“立体性”。在“分论”部分讲中国各个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这个体系，后来成为普遍使用的体系，陆续出版了多种教材。

段宝林认为：“民间文学不光是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民间文学有变异性。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不同，后者只有一个版本，民间文学在不同的流传地区有不同的版本，一个作品只是它的一个侧面，异文的总和才能代表他的整体。如《月儿弯弯照九州》 ，如《劳动歌》，等等，都有许多不同的异文，就都是实用的活着的文学。”后来，段宝林进一步把民间文学的立体性发展为六维的立体思维，就是在思考问题，考察事物时，除通常的三维之外，还有时间的维度——第四维、内部空间的维度（本质）——第五维和外部环境的维度——第六维。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路先锋

1981年，善于学习、琢磨、思考，善于把书本上的东西充分吸收并有效转化的段宝林，终于把自己的讲稿结集出版为《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一书。成为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民间文学课使用的优秀教材，之后又多次再版加印，2018年又出版了第五版。

在特洛伊木马前

段宝林在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领域不断开拓并取得丰硕成果。1987年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学》，1991年出版《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1997年出版《立体文学论》，后又陆续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神话与史诗》等专著。之外还主编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发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文艺理论等等论文、诗文也多达600多篇，如论文《民俗的趋美性》《蔡元培与民俗学》等等。

众多论文中，段宝林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两篇：其一是1964年3月发表的《论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一文。他在该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学术见解：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而是实用文学，在劳动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斗争、谈情说爱、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等方面都有实用价值；民间文学还具有科学价值、文学价值。其中，文学价值又包括欣赏价值和借鉴价值（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都看重对民间文学的借鉴，毫无例外，一流作家概莫能外）。其二是1985年在《中国民间文学论坛》杂志发表《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一文，并以此荣获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银河奖”。

2018年4月、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段宝林文集”，已经出版的《民间叙事的立体研究》《民歌与新诗》两卷，精选收入了段宝林教授数十年来创作的部分代表性论文，文集的腰封上均评价其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路先锋和泰斗”。

荣膺国际权威人类学大奖“彼得奖”

光阴荏苒，一转眼，文革结束，中国历史迈上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旅程。在气象万千的20世纪80年代，段宝林逐渐把眼光转向民俗研究领域。1982年，北大民俗学会成立，段宝林是筹备成员之一，先后担任副会长和会长。在名誉会长、时任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学会办得风生水起，办了许多民俗讲座，还定期出版《北大民俗通讯》杂志，并曾组织北大学生假期回家乡做专题民俗调查等。

段宝林与陈素梅结为伉俪

由此开始，段宝林觉得自己不应囿于民间文学，还当扩大研究范围。他认为民俗也很丰富，没人研究是一种缺憾，所以从1985年起段宝林逐步转入民俗研究，并开设了全校性的民俗学选修课，很受欢迎。上课时间安排在晚上，但化学楼180人的教室坐不下；就换到可坐220人的二教202室，还是坐不下；最后换到楼上有350个座位的103室，居然还是人满为患！当时北大也没有更大的教室了，于是走廊上、讲台边都坐满了好学的莘莘学子。

关于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段宝林介绍说:西方认为，民俗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历史残留物，是迷信落后的风俗习惯，保存在民间落后的老人群众中，过去西方的定义就是这样，英文中的“民俗学”，翻译为俄文就是“民间文学”，意思是研究从民间文学中反映出来的民俗。这样说来，段宝林研究和讲授的所谓《民间文学》，其实本身就是民俗学的一部分。

从教、治学数十年，段宝林学术成果众多，但他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恐怕还是他那本堪称“数十年磨一剑”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97年，段宝林正是凭借这本民间文艺学专著和他的歌谣研究成果，荣获了国际权威人类学大奖——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的“彼得奖”。“彼得奖”是每年仅在人类学（也包括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在内）领域颁发一个奖的国际权威奖项，段宝林是荣获这个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与泰国学生们合影

在这前后，段宝林一直都获奖不断，其在国内所获多个奖项也颇令人瞩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先后三次摘得国家级权威大奖“山花奖”（一次是学术著作奖，一次是学术成就奖，一次是终身成就奖）——“山花奖”是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民间文艺奖，与电影“金鸡奖”、戏曲“梅花奖”等同属我国文艺界最高奖项。

去意大利领奖并非段宝林首次出国。段宝林第一次出国是在这之前的1995年赴印度参加国际民间叙事学会的会议。斩获“彼得奖”之后的20多年里，段宝林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考察、参加学术会议，足迹遍布欧亚非美澳五大洲的33个国家，如希腊、法国、德国、以色列、埃及、肯尼亚、瑞典、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段宝林觉得这些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并且都值得具体了解。

其实，在走出国门去考察世界各地的民俗之前，段宝林就已在国内屡显身手。如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去河北、西藏、江苏、湖北等地从事民俗调查工作。文革期间，在1966年至1970年北大一直停课的几年间，未受政治冲击的段宝林也曾和中文系的几位师生一同去全国各地“串联”，作了较为丰富的民俗学调查活动。后来又讲授民间文学调查的课程，带着学生到云南、山东、黑龙江等等许多地方进行调查实习，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见多识广”的段宝林有感而发地说：“民俗是一种生活美，它不光是历史，也是现实的生活的方式，是当时当地人认为的最好最美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是最美好的——不管实际上怎么样，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的这些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对此，费孝通先生也讲过这样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觉得特别好。”

人物简介

段宝林，193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北大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现为顾问。1949年参军。1954年到195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著有《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民间文化与立体思维》《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神话与史诗》《民歌与新诗》《民间叙事的立体研究》等。主编《世界民俗大观》《民间诗律》《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十余部。曾获最佳著作奖、北大505中国文化特别奖、中国蔡元培研究会首届学术评奖之论文一等奖、中国文联山花奖（国家级）3次；获得意大利人类学大奖彼得奖、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的“20世纪杰出人物金奖”等。

（2019.01.16 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