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的中医发展史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文明和健康。这49年的行医生涯，我深切体会到了中医的奥秘，博大精深，值得我努力探索。中医要发展，一是中医理论要深入发展升华；二是中药质量要规范，传统品种炮制不可缺失；三是中医发展需要做到与时俱进！”————黄尧洲

随着中国在世界版图上各个领域的迅速崛起，带动着我们几千年文化的觉醒与繁盛发展。中华医学——这个浩瀚如海的学科，因她的博大精深而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推崇。早就听闻有个中医“神医”黄尧洲，虽以治疗皮肤病著称，实则对待各种病症特别是疑难杂症都有其独到的治疗手法。传得这么“神乎”的中医大夫着实令人好奇，我觉得一定要找机会亲自拜访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黄大夫。

初见黄尧洲大夫是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的门诊室，六个诊室间的走廊两边占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黄尧洲的诊室门口更是门庭若市。近午时，候诊人群大约散去，我终于得见“传说”中的黄尧洲大夫。诊室外的专家名牌上虽写的是他一人的名字，可推门只见屋内竟是三坐四立，七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加上里面的三名患者和两名家属，让十几平米的小屋略显拥挤。我一时糊涂了，究竟哪位才是黄尧洲大夫？

一腔热血，毅然从军

黄尧洲1953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他的姑父是位受人尊敬的民间医生，少年时的黄尧洲跟随姑父识药、采药，加之悟性高，从小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岁时，家境贫寒的黄尧洲怀揣着父亲给的一个馒头和满腔爱国热情踏上了从军之路。他凭借自己年轻肯吃苦，会识采草药还有着初中毕业的学历优势，被编入了当时昆明的第14军部队当卫生员。那时部队建了一个小药厂，黄尧洲负责采药制药，生产了不少黄连素片、感冒灵、复方降压片和一些治疗真菌感染的药物。聪明好学的黄尧洲在门诊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71年至1977年间分别在昆明军医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西医和中医药知识，并以生物化学和解剖学近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后继续在第14军门诊部和第43军医院工作。

自荐参战，智救战友

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早在几个月前，年轻的黄尧洲便主动要求奔赴前线。不仅仅是要实现自己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业务充满信心，他知道他去了就能救治更多像他一样不畏生死、奋勇抗敌的战士们。几十年过去了，黄尧洲大夫提起那段历史依旧刻骨铭心。战争的真实与残酷让年轻的他震惊不已。与部队里的卫生所不同，在枪林弹雨的前线，黄尧洲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医疗救援物资匮乏、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黄尧洲凭借他过硬的医术和在紧急情况下的灵敏变通，把战友们一个个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回忆到：“当时我们的队伍被伏击，形势不太乐观，战士们有不少伤亡。有一个叫胡建中（音）的战士被子弹横截打穿气管，他的战友为了止血直接在脖子上绑了止血带，等我下去救人时，人都快被勒死了。”当时黄尧洲见状赶紧剪开止血带，一看并没伤到主动脉，就用棉球塞压住创口止血。可是气管穿了喘不上气啊！他环顾四周，发现身旁有一种细杆的小竹子。急中生智，就地取材，黄尧洲随手砍下一根粗细适中的小竹竿，削成一小节变成管状，从胡建中被打穿的伤口处直接斜插入颈内，套入气管里，形成导管可以确保呼吸顺畅，再用棉球塞好创口止血，就这样保住了战友的生命。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25岁的黄尧洲荣获一次三等功。

作为卫生员为部队制药厂采药

跌落过敌方陷阱，被距离不到4米的炮弹差点炸飞，与敌人面对面的遭遇，眼看着战友们伤残或者逝去，直面死亡的深刻记忆令黄尧洲对生命有了更多体悟，也练就了他勇于挑战、敢于尝试的气魄。从前线回来后，黄尧洲又进入贵阳医学院深造3年，直至1988年转业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个精彩篇章。

急诊室的回天神医

1992年，39岁的黄尧洲作为最年轻的科主任从西苑医院心血管科调任急诊科。当时的急诊科虽然条件不好，但他的学生们也愿意跟随他学习心脏听诊。黄尧洲的心脏听诊能力非常强，对病情亦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判断，曾多次及时纠正误诊情况。当时有患者出于对黄尧洲大夫的信任笑称：“B超彩超照得准，不如黄大夫听得准。”在治疗心衰心梗急诊病人上，黄尧洲使用了突破性的手法，每次抢救的病人，他都要亲自观察监护72小时，确保病人情况稳定了他才松口气休息。当年院长心疼他，说道：“你在急诊科带（教）了那么多医生可以了，心血管科现在也非常需要你啊，回去吧。你在急诊科就是个‘亡命徒’！不怕累，就愿意接重病患者，18个急诊床位，收了15个心衰心梗病人。你要累坏的啊！”黄尧洲大夫自己也说：“我一辈子就愿意接诊重病重症患者，就希望能琢磨、研究这个事儿（病）！在急诊科这几年，从大年三十晚上到正月初六，就我一个人值班，把急诊所有大夫都放假。有黄大夫在，大家都可以休息休息。”护士也说：“黄主任值班我们就特别放心特别有主心骨！我们扎不好的针，黄主任他都能做好，他就喜欢研究技术。”黄尧洲大夫在急诊科担任科主任的3年间，创造了抢救42例心衰心梗患者，全部成功救活的“神话”。

不远万里援非洲，为中华医学赢得喝彩

1996年，中国国家卫生部与坦桑尼亚再次签署医疗援助合作协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派医疗队去坦桑尼亚为当地的艾滋病患者进行治疗。西苑医院作为三甲医院要出专家带队。由于条件较艰苦，自愿前往的人并不多，而一直潜心研究疑难重症的黄尧洲大夫主动要求带队，为了能给更多的人解除痛苦，也为了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一手材料做研究。

1996年带医疗队在坦桑尼亚为艾滋病患者诊疗

作为医疗队队长，在坦桑尼亚的两年间，黄尧洲接诊约1万例艾滋病患者，只有他一天都没休息过，每日至少要看30个艾滋病病人。他在翻译人员的帮助下和病人面对面交流，非常近距离地给病人检查感染溃烂的皮肤、口腔，细致入微地指导病人用药。尽管在国内黄尧洲大夫对艾滋病并没有过多的研究，但他在坦桑尼亚用纯中药给艾滋病患者治疗时，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针对艾滋病并发症之带状疱疹、真菌感染和难以解决的腹泻病。通过他开的纯中药处方，这些棘手的问题几乎都被神奇地解决了，就连脑软化患者的病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些免疫系统遭到破坏的病人，通过他的治疗，生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长。刻苦钻研的黄尧洲还发掘了20多种当地草药入方，并寄回南京作进一步药理研究。

当地人都觉得中国的医术和草药很神奇，也觉得黄尧洲大夫很神奇。当时的坦桑尼亚三军总司令因饱受痛风病的折磨，需拄拐才能行走。他听说从中国来了个很神奇的黄大夫，便慕名前往治疗。结果吃了黄大夫开的7付中药后，关节不痛了，拐杖也不用了。坦桑尼亚的总统及夫人得知后也邀请黄尧洲入府邸为家人诊治，对他高超的医术与谦和的为人赞许不已。“中国神医”的称号不胫而走，黄尧洲大夫成了在当地“刷脸”就管用的“中国名片”，为中医在非洲大地上赢得了荣誉与喝彩。

时任我国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到坦桑尼亚访问时，看到黄尧洲给艾滋病病人看病的照片后非常感动，在使馆设宴慰问医疗队，黄尧洲因为还在接诊而迟迟未到。陈部长嘱咐道：“一定要等到黄教授后才能开席，他为咱们中国医生争气了！”宴会过后陈敏章部长拉着黄尧洲促膝长谈直至深夜，详细了解了此次医疗援助的情况，讨论中医在艾滋病方面的研究发展，对黄尧洲独到而犀利的见解赞叹不已。

抗击“非典”一线上的英雄

2003年，SARS在中国大地肆虐，全国都陷入了极度恐慌的气氛中，当时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医务处处长的黄尧洲主动请缨，亲自带队投入到抗击“非典”的战役当中。2003年4月26日，西苑医院第一批赴SARS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接到通知，到长辛店医院支援。黄尧洲作为领队，负责治疗48名“非典”确诊患者。而这时，黄尧洲大夫刚刚做完结直肠肿瘤手术不到3个月。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黄大夫为了取得第一手的临床资料，身着密不透气且笨重的防护装备，与每个病人长谈，给予他们精神鼓励，耐心了解他们的病史、病情。他为患者听诊、摸脉，并让病人摘掉口罩以观舌象。他的举动让患者们很是讶异，难道这个大夫不怕传染吗？看似冒险的行为，黄尧洲大夫却是胸有成竹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举动，让这些惶恐忧虑的病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对眼前这支中医医疗队充满信心。

在长辛店医院欢送最后一位出院的“非典”患者

在治疗“非典”方面，中医理论和技术先前并没有过多机会去实践应用。黄尧洲作为中医医院来的大夫，在制定新的治疗方案时难免会被人质疑。但作为领队，他凭着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以及对中医药理的熟稔和信心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开出抗“非典”的纯中药药方，后来这个中药方被称为著名的《抗“非典”西苑一号方》。与此同时，黄尧洲还大力倡导个性化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病程、体质状况等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作为北京市首批SARS定点医院，在对抗“非典”的首场战役中，长辛店医院取得了48名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后遗症的骄人战绩。从4月20日开始接收第一例病人，至6月2日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仅用了43天。

当时的医疗队队友后来回忆道：“我们早上只能吃鸡蛋等固体食物，不能喝水，因为没法上厕所。许多医护人员要穿纸尿裤进去以防万一，就这样坚持了两三周，黄教授他们坚持的时间更长。”每次查房，黄尧洲大夫总是不舍得让年轻医生们去，他说：“我年纪比较大，要染病我染，要死我死。他们还年轻，都有爱人有小孩子，要是他们有个好歹，我无法交待的，我要跳楼的！”正是黄尧洲对同事们发自内心的疼惜与关爱，赢得了全体医疗队人员的尊敬和爱戴。每当他因为劳累过度倒头睡着时，都会有护士自发地为他守着门口，以免有人打搅了他难得的休息。

黄尧洲创制的《抗“非典”西苑一号方》，成功地解决了SARS患者在恢复期由于快速撤减激素所造成的种种问题。为此，黄尧洲获得了第二届“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抗非典特殊贡献奖，并被评为“全国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

支援帮扶地方医院，晋陕大地弘扬国医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管）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担负着对口支援帮扶贫困地区中医院建设的职责。2011年5月11日，医院与陕西省府谷县中医医院签署对口支援协议。这一帮扶工作得到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的重视，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亲自参加协议的签署工作。

1991年在西苑医院心血管科教授听诊技巧

黄尧洲大夫当时作为西苑医院的医疗副院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对口支援的重任，亲自前往府谷县中医院调研并开展义诊咨询工作。“当时想着，这次对口支援就是派专家到府谷县中医院开展几次义诊咨询和讲课活动，不想一下子把我‘拴’到这里，成为府谷县中医院的‘常驻专家了’。”黄尧洲略带诙谐的语调中透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府谷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黄尧洲副院长先坐飞机至榆林，再辗转半日的汽车到达府谷县。一到病房他就忙碌起来，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病患诊断病情、分析病因，介绍治疗方法，并同该院医护人员一起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相关疑难病例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不仅给当地的患者带来福音，也让这里的医护人员开阔了视野，补充了重要的中医临床和理论知识。

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9点，接连两天的不辞辛劳，黄尧洲坐诊的两日门诊量高达300人次。对此，年过六旬的黄大夫却微微摇头：“治病救人乃医生本职，没什么值得夸耀的。病患多，时间少，能多治一个是一个。”凡经他手的病患治疗有效率达80%，治愈率达60%。府谷县中医院业务副院长袁宇峰指着黄大夫开的某处方单说道：“二十八剂药不到112块钱，平均一剂不到4块钱，药方子清楚明白地写着，绝无虚假欺瞒，如此仁心仁术的医者着实难得啊!”“有什么毛病专门去大城市费时又费钱，没想到现在北京的专家来了，不仅给我们省去了麻烦，更能让我们在家门口享受来自北京专家的优质治疗服务，真是太感谢黄教授了，希望这个活动能一直持续下去。”一位皮肤病患者满怀感激地说。是的，老百姓的感受是最真实、最能检验相关工作是否做到实处的。面对府谷百姓的感激与期许，黄尧洲诚恳地表示：“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里人们的善良朴实、直爽厚道，大家那么信任我，如果条件允许，我愿意一直为府谷人民尽一点绵薄之力。” 府谷县当地的媒体记者专门就黄尧洲副院长对口支援工作做了一次报道，从报道中足见他在晋陕大地人民心目中的分量，以及他对地方中医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自2011年起至今7年，从副院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黄尧洲大夫丝毫没有懈怠，每月两次，每次三天从北京往返陕西，依然坚持着府谷县中医院的帮扶出诊。

坚持不懈勤钻研，中医传承不放松

在诊室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清楚哪个是黄尧洲大夫。六十多岁的黄大夫一头密实的乌发，若不是瞥见他白大褂下一双鞋帮都磨毛了的千层底布鞋，那背影简直像个小伙子，和我想象中两鬓斑白的老中医形象大是不同。也许黄大夫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站着看病的大夫，坐在诊桌后面的都是他的学生和进修大夫。他看病的方法也很特别：学生先接诊，写好病例后，他就上前听学生叙述病情，并对患者再一次认真地望、闻、问、切以确认无误。遇到常见病，他会审核学生开出的处方，并且对处方进行点评及指正后交给患者。“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接班人。我站着才好随时查看每个人的病情，查看学生们开出的方子，望闻问切一点都不能马虎。常见疾病，比如湿疹、皮炎等，这些我的学生就能够开出处方。如果遇到一些不太常见的疾病，还需要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就能够不断进步。”黄尧洲大夫这样说。而他这一站往往就是一上午。说着，来了一位复诊的患者，黄大夫询问了他的用药情况后，就迁就着患者坐下的位置，蹲在墙边为他查看浮肿的小腿。我心中不禁感慨：快七十岁了，这个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黄大夫，每天的工作真的太不轻松！

体恤病患，医者仁心

“作为一个医生，尽可能在各方面都能体恤到病人。”黄尧洲大夫如是说。他在给病人看病时，第一考虑疗效，第二就是考虑花费，能少花1分钱，就少花1分钱。省钱都快成了黄大夫的招牌“词条”了，在网络上一搜就会有“黄尧洲肥皂洗脸”之类的不用花药费的处方。有一件趣事，几年前黄大夫接诊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仔细诊断后，开出了个只花1块钱的处方递给了她，说：“您就回去按这个用药就好啦。”老人家一看这药方的药价才1块钱，当时就急了，没好气儿地埋怨道：“我挂了三个月的号，花了14块钱才挂上你黄尧洲大夫，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1块钱的药就把我打发了！你怎么能这么糊弄人！”老太太把黄大夫好一顿挖苦贬损，愤愤地走了。过了几个月，这位老人因别的不适到医院输液，她拉着身边的小护士说：“我对不起你们的黄尧洲大夫啊，他可真是个善人好人啊，我错怪他了，他那1块钱的方子真把我治好了啊，代我向他道歉啊……”这个“1块钱的药方”一时在西苑医院被传为了佳话。

午饭——放到泡糟了的面条

我观察了一个上午，他或间接或直接地接诊了90多位患者，复诊和初诊者各占一半，外地患者要比北京的多。而他不知疲倦地穿梭在三个诊桌间，还不时跟站着的三个学生讨论患者的病情和用药。中午休息，黄大夫回到他的办公室，大家把这里亲切地称作“小院儿”。特需楼后面的一隅是个塑钢围建的小三合院，里面或坐或站不少老老少少看似是候诊者，我跟着黄大夫跨进院门，每个人都跟他打了招呼，看起来又都似熟人。我不禁好奇地问他的学生：“黄教授中午不休息？”“都是朋友同事介绍专程找老师看病的，早上6点多一大拨20几个，今天中午算少的，每天如此。”“真是太辛苦了！”我忍不住感叹。黄尧洲大夫的办公室不大，桌上摆满文件和书籍，还有早早为他打好的午饭。他顾不上吃，也未见他喝口水，坐下就开始看这些“分外”的门诊。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刚得空吃了一口，又来了一个病人。黄大夫放下筷子，有条不紊地看完，细细叮嘱了用药方法，一碗面条也早已经泡糟了。“您看这面都泡得没法吃了，打点饭菜可能还好些。” 我忍不住建议到。 “没事，吃这个快，省时间。”黄大夫淡淡地回复了我。面对这样一位不拘小节、心系病患的名医，我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感佩。

厚德载物，大道国医

无论是对待艾滋病还是“非典”，是在枪林弹雨下的生死时速还是在急诊室里的争分夺秒，黄尧洲大夫都能结合他的智慧与经验解决他人认为棘手的问题，这不得不让人觉得他很“神”、很“奇”。聊到专业，他表示：“我对西医也是有研究的，有一些扎实的西医基础，对中医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也是必要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待病人、对待疾病，所谓的“神奇”也不无道理。他把“修德行善”立作为人之本，亦奉作行医之道。“修德不仅是修德行，最根本的还要修技能，医生首先要能给人把病治好，才能算作有德。”他又说：“把握病人治疗的时机，全面地了解病情，诊断清晰，熟悉掌握药理，关注药物副作用，这几点做到了才能算是个称职的医生！”

黄尧洲，一位善良仁爱、刻苦谦和的中医名家，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医学，他对医术的孜孜以求、精研钻探，对患者的体恤、负责及对同仁的帮扶、关爱，不仅是身为一个医者的责任，更是他握持着的一份振兴中医事业的使命感。而我深深体会到，一如黄尧洲大夫这样德才兼备、一秉仁心的中医大家，当真称得上是弘扬我中华医学文化的大国医。而这种大国医精神，势必将影响、带动更多人投入到我们有着涓涓几千年底蕴的中医事业中来，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博施济众，惠泽天下。

人物简介

黄尧洲1969年参军，曾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任军医，首长保健医等。先后毕业于昆明军医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贵阳医学院。退伍后到转业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工作，历任心血管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急诊科主任，院办副主任、医务处处长、医疗副院长等职；并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美容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中医学会外科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论文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优秀科研论文一等奖、二等奖各一篇，其本人获第二届“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特殊贡献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特殊贡献奖；抗SARS特殊贡献奖；并被评为全国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主要负责人参加国家级“十一五”计划、市级、局级、院级科研项目十余项，撰写论文论著十余篇且在本专业领域有较大影响。

（2017.03.16 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