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梨花风起寄哀思。清明将至，我又想母亲了！

慈母是在家父辞世四年后，于2016年走的，享年82岁；家父是2012年走的，寿年83岁。

父亲生前是老师，虽说错划过右派，也受了不少苦，但他性格刚烈，不惹事也不怕事，算是照顾得了自己。父亲生前曾对我们说，你们可以不孝敬我，但一定要孝敬你们的母亲，她这一生受的苦太多了。

母亲没读过书，性格仁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是右派家属，常常深更半夜被人叫起去很远的地方送通知，还无端受到呵斥和责骂。故而，母亲后来形成了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性格。病了，忍着，不吱声；苦了累了，扛着，也不说。彼时，父亲因右派身份而身陷囹圄，母亲独撑一个贫寒的大家。那时的大队干部对我家更是冷眼相对，别人不愿去做或不想做的事，都安排我母亲去做。那时，没有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大队与大队之间的联系全靠人工步行送通知，没人愿意跑腿送信。大队干部自然就盯上了我母亲，强硬指派要我母亲去送信。第一次，我母亲接受了，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无休无止，送通知便成了我母亲永远也丢不开的硬仼务。由于通知有时效性，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冬腊月，常常天不亮就要出门，有时稍晚了一点送到，还要受到干部们的责骂。母亲曾跟我讲过，一个寒冬的清晨，天还没亮，大队干部就跑来敲门，指派我母亲将通知送到十里开外的一个生产队去。母亲虽不情愿却无法抗拒，出发没多久，天就下起了雨。母亲本就衣着单薄，又没带伞，一个人寒心无助的走在无人的路上，在寒风冷雨中淋成了落汤鸡，回家后就大病了一场。母亲非常委屈，找大队干部理论：我只是右派家属，又不曾犯过错误，凭什么每次都指派我送通知？大队干部自觉理亏，只好说，你想送就送，不想送就算了。从此以后，我母亲这才卸下了一个本不属于她的、且时常令她噩梦连连的重担。就连过去多年后，母亲只要见到有干部模样骑自行车进村的人，她都会感到心悸和害怕。

母亲生养了七个子女（我排行老五），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困难和艰辛都难以想象，更何况是在那物质匮乏、家大口阔、政治压力山大的特殊年代呢？直到父亲退休，七个子女都长大成人后，母亲的窘况才慢慢好转起来。

母亲虽目不识丁，但《三字经》却背得滚瓜烂熟。她给我讲过一个现在想起来都很唯美的故事：夜晚，在大冶城南的熊家边湾，一家低矮的屋舍里透出微弱的煤油灯光，“哐当哐当”声不绝于耳，一个小女孩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纺线织布。坐在旁边，一个叫家法的小男孩——女孩的哥哥，在父亲的督导下诵读《三字经》。那小女孩聪明伶俐，在哥哥还不会背诵时，她却把《三字经》烂记于心，几十年都没有忘记。这个唯美故事中的那个小女孩，后来就成为了我的母亲。

母亲四十岁不到，就头发全白了，虽说受了不少苦，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家务农活样样拿手。记得父亲离世前生病住院那几年，全是七十多岁的母亲在医院陪护他。虽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要求到医院陪护，但母亲总是说，“有我在，你们莫担心”。有时我执意要在医院陪护父亲，母亲总是把陪床让给我睡，我半夜一觉醒来，却看到满头白发的母亲，头伏在父亲的病床沿边睡着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依然是和弟弟在一起生活，虽说弟媳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明显感觉到母亲倍感孤寂，人也日渐见老。有次母亲问我，你父亲走后，你梦到过他没有？我说，梦到过。她听后，有些落寞，并喃喃自语：“那老的（指父亲）我对他照顾得不错，他怎么就不入我梦呢？”我知道，母亲虽不说，但她是真的想她那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六十多年的老伴了……

父亲走后那几年，我一般半个月回老家看望母亲一次。那些日子，我最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手机也从不关机。一天，我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摔了一跤，额头撞出血了。我连忙赶回家中，见母亲倚靠在床上，额头上贴了一块白色的创口贴。我责怪弟弟，怎么让母亲摔跤呢？母亲说，人老了，摔跤是正常的，没事。我坐在床边陪母亲说话，她叫我扶她起来解个小便。我扶她下床，她先是穿上右脚的鞋，但左脚却怎么都穿不上去。我心一惊，莫非是左脚中风了才导致摔跤？我将情况向兄弟姐妹们一说，并把母亲送进了医院。

人老体弱。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兄弟姐妹们的悉心照料，母亲的病情未见好转，医院通知出院回家静养。从那以后，兄弟姐妹轮流照护。母亲估计自己时日不多了，对守在床边的弟弟和弟媳说：“我日后走后，你们不要急于搬到城里新购的房子居住，以免我回家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弟弟、弟媳夫妻俩人眼噙热泪点头应允了母亲。

永远难忘的一个悲痛的日子，2016年4月20日，母亲万般不舍地抛下她的七个子女，永远的走了，走向了天国，也带走了我们无限的思念。

母亲走后这几年，弟弟、弟媳仍然是居住在老家的房子里，没有到城里去陪儿带孙。直到去年，弟弟又在村里建了新房才搬离老屋。现在老屋空着了，但弟媳会很细心地在每年大年三十除夕夜到老屋去点上灯，以照亮母亲和父亲一起回家的路……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