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

我共兄弟三人，上有大哥、二哥。本文只表二哥，因为二哥不仅自己的故事多，而且跟我之间的故事也多。

二哥生于一九五五，比我年长5岁。从我记事时起，可以说，我无时无刻不在二哥的关爱呵护之下。

1966年，母亲带我去高沟中心小学入学报名，本来是想直接上一年级的，但负责报名的老师发现我的年龄不足7周岁，便安排我上了幼儿园大班。这个时候，二哥在读六年级。记得开学第一天，我在幼儿园的门外徘徊，不敢进教室的门，还是在二哥的拖拽下才平生第一次走进了课堂。

二哥打小，就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在他们同学当中，数他年龄最小，但课程学业却一点都不含糊，虽说谈不上是班级的佼佼者，也绝对能够排得进中上行列。

他不仅聪明，而且多才。

那个年代，电影在孩子们心中绝对是个稀罕物。进影剧院看电影不现实，二哥便自制“放映机”（其实就是个构造简易的幻灯机）。“放映机”的主要材料是用几片木板，钉成长方体的盒子，盒子前后各装有一块能够放大聚集的放大镜，中间靠前部位留下一道凹槽，附件还有用几节干电池制成的灯光设备。“放映机”做好了，电影“胶片”的制作对他来说更是“拿手好戏”。二哥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而且还有绘画的天分。他曾手绘过电影票，竟然没被查票的人发现是假的。他找来几块玻璃，先用煤油灯将玻璃熏黑，然后在黑玻璃上作画并配上简单的文字，幻灯片就制作成功了。天黑之后，找一块宽畅的场地，架起“放映机”，打开土制手电筒，一个长方形的光亮便投在了墙面上，再在放映机上插上幻灯片，墙面上也就出现了带有故事情节的有趣画面。你还别说，就是这样简陋的所谓“电影”，也能吸引几十个观众，当然多数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

按说，如此聪颖能干的二哥，应该有个好的前程。但现实却处处与他过意不去。

1969年，我家从高沟镇被强制下放至高沟公社高西大队，定量户口变成了农业户口；1970年，又因全家无强壮劳动力（父亲在外地工作，家中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尚未成年的兄弟几个），被高西大队退回高沟镇上，但户口却无法变成“定量”，多次去县里“上访”，最终才给弄了个“统销”。这种“农不农，城不城”的户口，让1972年高中毕业的二哥，不仅上不了大学、参不了军（那个时候上大学、参军都是“推荐”），而且连知青下放都没他的份，工厂招工就更想不到他了，因为人家下放和招工的对象都是城镇户口，而非农业户口，更不是我们家这样的“黑户”。

步入社会的二哥，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帮助母亲操持好这个家。

为了生活，母亲带着大哥、二哥炸过麻花。那个年代，炸麻花也是“犯法”的事，为了防止被人告发，只能在深夜操作。记得一天夜里，正在炸麻花时，响起了敲窗声，母亲吓得慌忙将热锅从炉子上往下端，结果滚烫的热油浅到了手背，母亲的手背上当即起了无数个水泡。麻花炸好后，四乡八镇赶集叫卖则全是二哥的事了。

为了生活，母亲带着大哥、二哥做过山芋粉。山芋磨粉，由大哥负责，二哥则负责到河里担水。从家里到六塘河边，大约300米左右，每天往返至少二十趟。

为了生活，每年的端午节前夕，母亲都要带着大哥二哥做大量的丝绒线和香包。要将白丝线染色，染色晒干后再进行整理。香包的工序更为复杂，用破布头糊成“骨子”，“骨子”最外面是一层彩色的布，“骨子”晒干后剪成葫芦状或心字状，用针线两片对缝成了一个小包，再向小包里塞进纸屑和香草，封口后再在香包的左、右、下三个部位各钉一串玻璃珠子，小香包便告成了。这种细活，只有二哥才能独自完成，而且完成得让母亲十分满意。忙活了一两个月后，能否获得收益，只能看端午节前两三天是否能够卖得出去了。这就全靠二哥骑上自行车带着母亲四处赶集了。

为了生活，每年的春节前，二哥还带着我一起扎过荷花。即买来几令很薄的白纸，通过染色、切裁，再用竹筒和麻绳等工具，勒成一条条纹路，便成了一片片荷花瓣儿，将三片瓣儿用松香水粘在一起，成为荷花骨朵，骨朵边上再粘上几片“花瓣”，便成了一朵盛开的荷花。荷叶则是用绿色光亮纸做成，花朵及荷叶的杆是用铁丝緾上绿纸做成，两枝盛开的花，加上一枝花骨朵和两片荷叶形成一枝花束，便是成品了。过年了，买上两束插在花瓶里，无疑可以增添许多喜庆。从腊月二十起，开始上市出售，到除夕中午止，如果全部售完，每年可以赚取纯利润50至60元左右。

为了生活，二哥还拜师学过漆匠，做过味精、日用雪花膏，帮助居委会推销过毛笔等，但最为成功的当数无线电修理。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收音机成为时尚商品，并开始走向普通百姓家里。这也就带来了一个商机，即收音机故障修理问题。二哥曾在县无线电厂学习过一段时间，他便凭借八脚毛的水平，在家里开了个修理门市，边琢磨边修理，结果大出意外，修理的业务根本忙不过来，每天的收入都在几十元向上。

2022年8月，二哥在成都宽窄巷子

二哥深知，他个人的能力再强，这辈子只能是普通百姓一个，是不可能有多大出息的，便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弟弟身上。我比他年轻5岁，与他相比肯定有更多机会。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被选进了学校乐器队学习乐器。后来，我要随乐器队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巡回演出。为了给我装点“门面”，二哥把自己新做但一次都没舍得穿的一套中山装让我穿上。

1978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的政策跟现在不一样，只有达到分数线后才能填报学校志愿。我有幸收到了填报志愿的通知，全家人都为我高兴。我的志向也不大，只要能走进大学校门将来国家统一分配成“公家人”就行。结果选择了江苏省商业学校，这是个大学专科专业，比中专强，比本科差些，只要走进校门，不仅食宿等一切费用全免，而且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然而，等了一个月也没有等来入学通知。二哥便带着我坐车去了趟淮阴，找地委教育局进行查询，工作人员询问我的分数后，给我答复是：“你这个分数已经超出录取分数线很多分，应该没问题，继续在家等通知吧！”

淮阴，是我18岁之前来过的最大的城市。二哥那时候已经步入社会多年，虽然没有正经单位，但身上还是有点积蓄的。他带着我游玩了清江市几个公园，带我吃了馆子，晚上还带着我住进了位于淮海东路上的一家旅馆。尽管现在想想，这家旅馆并不算“高档”，好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一层楼只有一个公用洗漱间，但对于我来说也是十分的新奇。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住旅馆啊。

回家又耐心等待了十来天，眼看过了9月1日开学季，也还没收到通知。再去查询，工作人员从档案柜里拿出了我的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张证明对我说：“你们派出所给的户口证明是‘定销’，而这次招录的对象是定量户口，目的是缓解城市待业青年。”唉，又是这个户口作的怪！难道这个户口不仅坑了二哥，我这一辈也要栽在这个户口上？

也算我时来运转。为缓解城市青年就业难题，1979年底征兵政策做了大尺度调整。一是应对对越作战部队扩编的需要，征兵数量前所未有；二是大幅增加了城镇青年的征收数量。以高沟镇为例，往年至多10个名额，这一年却给了60个名额。要是在往年，没有过硬关系是根本当不上兵的。但在1979年底这一次，全镇合格的人数远远达不到上级给出的指标，为了尽可能让完成数好看些，便把我们这种“统销”“定销”的都算上了，即使这样，也只完成了47个。记得去县人武部换装那天，是父亲和二哥为我送行的。二哥对我再三嘱咐：“一定要穿上四个口袋，否则就别回来！”那个时候，军官与士兵的唯一区别就是在上衣上，四个口袋是军官，两个口袋是兵。我也知道，二哥希望通过当兵改变我本人的命运，也能改变家庭在当地的地位。

我没有辜负二哥的期望，拎着一大包复习资料踏进了军营。训练、劳动之余，把能利用的时间全部用在了文化复习上。1980年参加全军统考，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安陆军学校，1982年9月从军校毕业，穿上了“四个口袋”。

1985年之前，我的部队驻地在陕西省绥德县，回家往返一趟，坐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花在路上的时间起码得一个星期，很少有家长来部队探亲的，更别说兄弟了。我的二哥却能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历经艰险几千公里，到绥德来看我。那是1983年的冬天，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打开宿舍门一看，我的二哥在哨兵的陪伴下站在了我的门口。我是一惊，在向哨兵道谢之后，赶紧把二哥让进门里。

原来，二哥带着一个朋友从涟水出发，本来的目的地是新疆。身上没有多少路费，他们便坐段火车遇到小县城或集镇的小站下车，找个便宜点的小旅社，然后在当地支个摊点，做起修理收音机的营生，有了一点积蓄后便又开始西行的旅程。就在到达甘肃山丹这个地方后，与他同行的这位朋友因为有过前科，成为大逮捕的嫌疑对象而被当地公安机关扣留了下来。去不成新疆又身无分文的二哥，便想着找我来了。一路上，靠逃票，不知转了几趟火车，到了山西介休，介休往绥德是不通火车的，只有近1000公里的盘山公路，他又没钱汽买车票，只能靠步行。走了近一天的路程之后，总算遇到了一个开四轮拖拉机的好心人，正好去绥德，载着他直至半夜总算找到了军营。

2022年，一部《人世间》的电视剧非常地火，特别是里边的“老儿子”周秉昆的角色更是深入人心。我的二哥对家庭的贡献远比秉昆多的多。我家住在高沟镇临河巷。在我们成年之前，住的是父母辛苦盖起的3小间低矮的草房。七十年代，在二哥的打拼下翻盖了三间土墙瓦面的平房，就是在这套房子里大哥娶了大嫂。八十年代，还是凭二哥之力，将临街的两间草房翻盖成两层小楼房。当时，这栋小楼在一条街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这栋小楼里，二哥娶了二嫂，还先后生下了两个侄儿。进入新世纪不久，二哥又将后边的三间平房拆除，翻盖了两层共6间的“小洋楼”。

我和二哥的感情很深，但也闹过矛盾。矛盾的根源是他对我在办理家事上不够“尽力”或者说埋怨我办事“能力”不足。

说我不够“尽力”，我是不敢认同的。对于家里的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够办到的，我都会尽十二分的力，但有些事情是我这个职级根本无法办到的，所以就显得“能力”不足了。

比如，发生在2015年的那件事情。大哥家想在原来的房屋上加盖一层，但当地政府不给批复。我对老家党委政府的时任领导一个都不熟悉，只能通过在党校学习时认识的几个县领导（主要是人大、政协领导）进行沟通，结果无疾而终。二哥便在电话里对我大发脾气，指责我“没用”！要知道，我虽然也是副处级干部，但在市级机关也就是个部门正职，哪有这个能力让基层党委政府的领导为我办事？为此，我和二哥赌气地中断了往来。

一天，时任镇党委书记因为镇上的一件事儿主动机关找我协调咨询，借这个机会，我认识了这位父母官，并爽快地答应我老家加盖房屋的请求。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在我的努力下圆满解决了。

虽然，二哥与我中断了往来，但在内心却无时不在牵挂，这就叫“打断骨头连着筋”吧。

2020年初，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二哥家老宅拆迁等待了近十年也终于有了比较好的结果：补偿了两套分别为120平方米的回迁房。在房屋装修结束后，我让大哥带着登上了二哥的“新家”。二哥领着我参观了他的新家，新家共三个楼层，与地面平行的一层是若干间“车库”，平均每套住宅一间，二哥家分得两间，他把一间用作画室，另一间改成写作间；第二、第三层分别是两套结构相同的住宅，全部装潢到位了。二哥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南京工作，平时很少回来，二楼的那层你随时回来都可以住。

2022年春节，二哥在新居里搞了一次家庭聚会，参加聚会的有除了大哥及两个儿子外，还有表兄弟几个，虽然忙碌，但看得出二哥内心还是很高兴的，特别是我这个弟弟又回归了兄弟间的生活。

2022年8月，我和二哥（右）在武汉

2022年8月，我和二哥又在表弟元清的安排下，一同来了个西部大旅行：武汉、重庆、成都、青海、甘肃、陕西、河南。一路上，二哥虽然已近70岁的人了，但对我还像小时候一样关爱有加。

这就是亲情，这就是兄弟吧！

愿有生之年，能够时刻在二哥的呵护下度过每一天！

2022年12月26日于江苏淮安

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余增明，男，1967年至1978年就读于涟水高沟小学、高沟中学。1979年12月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排长、连队指导员，新闻干事，宣传股长、宣传科长等职。1999年9月转业至淮阴（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宣传处处长、副调研员、四级调研员等职，2020年2月退休。在职期间，累计发表新闻作品5000余篇，荣立三等功4次。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