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

纪念程开甲同志诞辰103周年

“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

2017年7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八一勋章”，99岁高龄的程开甲坐着轮椅出现在现场，他也是10位英模中最年长的一位，被誉为“中国核司令”。

随后的 8月3日，程开甲迎来百岁生日，当天，他提笔写下“创新、拼博、奉献”几个字，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科学人生的总结。

程开甲是与邓稼先、钱三强齐名的“两弹元勋”，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他设计的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确保了首次核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他提出并一再坚持向地下核试验方式的转变，这对武器水平的提高和试验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成功设计和主持了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等在内的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他还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他又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起草了中国第一个抗辐射加固方案，并完成首次抗辐射加固试验，为提升中国战略武器的生存与突防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撑。90年代后，他不顾年迈，仍在材料理论、高功率微波等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

程开甲最后一篇文章是2013年发表在期刊上的关于超导的研究，那一年他已95岁高龄。2014年1月10日，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状，此后，他仍在不停思考。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努力不懈,不老常青”。

2018年2月4日，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一行前来拜访，100岁的程开甲还为母校的校友们弹奏了一曲《新年好》，勤于动脑的工作性质，让其百岁时依然思维敏捷。

可以说，程开甲为中国核试验事业和核武器研究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回望百年人生，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改革先锋”、“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迄今为止，同时获得这六项至高国家荣誉的，只有程开甲一人。

对于获得的这些荣誉，他有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荣誉等身却淡泊名利，这正是老一辈科学家的人格风范。

2018年11月17日上午，为国家奉献一生的程开甲，在301医院病逝，享年100岁。

网友纷纷留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国之楷模，民族精英，一路走好。”……

千里之外的中国原子城，也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思。在马兰基地广场，至今耸立着一块红色花岗岩，上面镌刻着中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写给程开甲的诗：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轻者上升为青天，重者下沉为黄地。中华精神孕盘古，开天辟地代有人。技术突破逢艰事，忘餐废寝苦创新。专家学者风沙里，同与战士历苦辛，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

虽然历经风雨洗刷，这些字迹变得有些斑驳，但人们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程开甲求真创新的报国之心。

“空投、平洞、竖井，朔风、野地、黄沙，戈壁寒暑成大器，于无声处起惊雷。一片赤诚，一生奉献，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连。黄沙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这是2018《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程开甲的颁奖词，也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希望

“为国家做贡献，是最幸福的事。”

在看程开甲90多岁接受采访的视频时，有一幕让人极为动容。

他谈到留学第三年时，在英国电影院，看到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擅自进入长江，被渡江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并不先进的武器击伤的新闻短片，“好像它厉害得很，我们不买它的账。”回忆当时情景，他仍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手狠狠锤向桌子，“真是高兴啊！我就知道，我们有这一天能够这样子的……”说着说着，老人掩面而泣。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程开甲在英国个人成就卓著，但被歧视和侮辱是常有的事情。有一次，程开甲和几个中国留学生去海滩游泳，刚下水，英国人就立即上岸，还指着他们说：“有一群人把这里的水搞脏了。”如此的屈辱，让程开甲义愤填膺。所以，那一代的留学生，更能体会到一个充满希望并崛起了的民族，对于他们人生的意义。

讲程开甲的人生，要从1918年说起。这一年，他出生。

祖父程敬斋是吴江有名的富商，早在程开甲出生前，便为孙儿起好了“开甲”的名字，即开转登科，位列一甲。遗憾的是，在程开甲出生的前一天，祖父去世，程家随后开始日渐式微。

程开甲小时候淘气而叛逆，特别是在经历7岁丧父，生母出走的重大变故之后，他更是直接留级三年，是学校出了名的“年年老板”，就是年年坐在那个板凳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东北，主权沦丧，这深深刺痛了程开甲的心，他开始发奋读书。就是这一年，他考入人才辈出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此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也是在这里，他了解了爱因斯坦、牛顿等名人的事迹后，被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打动，便立志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科学巨人。

1937年，程开甲因成绩优异，被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同时录取，他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的倾力栽培。

只是时局的变化，被迫让浙江大学搬了七个地方，程开甲的衣服、被褥、书籍、笔记本也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中华之大，竟没有一个求知青年安放课桌的地方，程开甲遂在悲愤中写下：“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的方法：科学救国。”此后，他学习更为刻苦。

上世纪40年代末程开甲（后左一）与导师玻恩（前右一）在一起

1941年，23岁的程开甲毕业，选择留在浙江大学任教。1944年，李约瑟到访，程开甲在物理方面的天赋，让他非常看重，也正是在他的直接推荐下，程开甲拿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获得了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程开甲通过自己的研究，写了一篇关于新粒子质量的论文，李约瑟亲自动笔修改后，转发给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但狄拉克在回信中以“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为由，拒绝了程开甲的论文发表要求。

因相信权威，程开甲便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然而，1979年，一个外国科学家通过实验，获得了与程开甲当年如出一辙的研究结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那篇未能发表的论文，也成为程开甲一生中少有的遗憾。

程开甲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前往英国学习的，他的老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玻恩教授。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不仅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还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导师的教诲让他更加明白，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追求真理的精神，比物理成就和理论成就本身，对人类的意义更大，这样的认知也影响了他一生。此间，他还主攻超导电性理论研究，与导师共同提出了超导电的双带模型。

1948年秋，程开甲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由玻恩推荐，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年薪 750 英镑，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待遇。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1950年，程开甲婉拒导师挽留，放弃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讲，“为国家做贡献，是最幸福的事。”

信念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创新”

回到祖国的程开甲直奔母校浙江大学，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被调到南京大学。

在1960年加入核武器研究队伍的前十年，算是程开甲稳定而平静的一段岁月，当然，成绩也是斐然的，南京大学的金属物理研究和核物理教研室的开创、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的筹建，都是由他担当重任的。1959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物理学专著《固体物理学》。

原子弹研制初期，根据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

那段时间，他满脑子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将饭票递给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站在后面的邓稼先提醒：“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着，思考着。

终于，程开甲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了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重要依据。

尽管程开甲是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一批人，可他依然习惯于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

1962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到日程，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一方面，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一方面，再组织一个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钱三强提议由程开甲负责核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全新而艰难的道路，毕竟，程开甲的优势是理论研究，但他没有犹豫。为了配合国家需要，十年内，他已四次转换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要我做什么都行！”

也是这一年，程开甲开始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在短短两年内，他召开近两百次任务会，制定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总体方案，研制了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的1700多台仪器和设备，由他提出的“百米高塔爆炸方式”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他曾提出，对地下核试验，必须获得第一手资料，而完成这项任务，要经历“三高一险”，一是温度高，二是压力高，三是放射性强度高。另外，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使围岩破碎，掘进施工中极易塌方，出现险情。

然而，在罗布泊工作期间，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为了增强对核爆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他还多次进入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是最危险且放射性最高的“爆心”。

核爆炸试验现场（左三为程开甲）

核试验包括空投、两弹结合，地下平洞、地下竖井等多种方式，由于核爆炸后平洞温度很高，还存在强辐射，国外一般不会对平洞进行开挖。但为了获取更多数据，程开甲决定开挖平洞，并且亲自进入洞内探查爆心。他甘冒风险，是考虑到当时国家很穷，做核试验的次数远低于西方，他要用最少的试验次数，获得最多的数据，以加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

当年法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苏联、英国等有核国家，也仅仅得到了一小部分数据。没有严谨的数据支撑，很难真正将爆炸威力定义为核爆，所以，程开甲的工作是核爆实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让他倍感骄傲的是，我们拿到了全部数据。

对于程开甲来说，最让他引以为荣的是白手起家组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他招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集智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每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22年里，程开甲一直坚守在罗布泊，先后主持了30多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他所带领的这支队伍，也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出10 位院士、40多位将军，荣获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一度填补了国家空白，满足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上世纪70年代，程开甲在做任务前动员

1984 年，组织上考虑程开甲年事已高，将其从戈壁滩调到北京，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又开始围绕“假如打一场高技术战争，我们怎么办”进行思考，在抗辐射加固和高功率微波领域开始突围，同时开展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完善“程—玻恩”超导电性双带理论，创建了材料科学的 TFDC 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谈起晚年的创新成就，他讲：“我只是希望，我的建议、我的研究，能对我国的武器装备发展起到作用。”可以说，程开甲的一生都在求索、创新。

早在青年时代，程开甲就开始学习钢琴，并且坚持了整整一生

多年后，他接受采访时曾感慨地讲，“如果我不回国，不到试验场区，可能个人会有更大的成就。但是，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么幸福。因为我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国防科技事业。”

1956年，程开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誓言：“一辈子跟着党，个人一切交给党。”

我们会永远铭记那样的激情年代，也会铭记那些为共和国的辉煌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向他们致敬！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202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