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明：红学研究无需定于一尊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对红楼梦的研究永远不会统一，不能强求研究的同类化，哪怕从《红楼梦》里找出一个字来研究，也是对红学的贡献，学术没有定于一尊的，红学研究更需兼容并包。”

“如果问您，心中最有味道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什么，我猜您会说《红楼梦》，对么？”采访之初，记者似乎已笃定答案。

“我最喜欢《聊斋志异》。”孙玉明笑了笑，给了记者一个意外的回答。

对聊斋的偏爱，他并不回避，“优美凝练的语言、凄美的意境，曾让我如痴如醉”，20年前，他创作小说《仙狐居士蒲松龄》，便是对其心之所往最好的注释，一开机便付印2万本，更是对其才华最好的见证。

尽管，当年他立志从事《聊斋志异》的研究，但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红学的大门，自此便成了“一朝入红楼，终生不醒者”。所幸，端上红学的“饭碗”，同样是其兴趣所在。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位红学研究者心中都藏着不同的《红楼梦》。

“《红楼梦》里大多数篇章都特别美。”讲到喜欢的段落，孙玉明的眼神、声音、情绪都似入戏的状态，那份瞬间被点燃的饱满激情，很容易感染对方，而他自己竟浑然不觉。看得出，他对《红楼梦》的体悟和情愫，已然融入了生命的挚诚。一次，在大观园讲座，讲到黛玉临终时紫鹃的表现，他竟当众动情落泪，“字里行间的人生况味最能触动我，如果说最喜欢的人物，紫鹃当属，她的义气、无私和真诚最是可爱……”或许，正是这种种的耐人寻味，让他无怨无悔地在红学路上托付了终生。

1989年，孙玉明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工作，连他自己都未曾想过，这一干便是28年的光景，都说搞研究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可他却享受其中，写得畅快淋漓。

时至今日，他完成的包括学术论著、小说、剧本、古籍整理、文献翻译在内的作品超过了900余万字，成绩斐然的同时，他也成为红学界少有的“全能型”学者。有人说，学问做得足够好，学问本身会反过来滋养你的生命，不知这样的推断，是否可以用来佐证孙玉明的包容与洒脱。

孙玉明的微信标签是“知足者常乐”，给自己的书斋也起名“常乐斋”。他讲，一个人活着，要睡好、吃好、玩好，然后再干别的。他愿意享受生活，也力求能够在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中，寻找到更为舒适的状态，所以，他不勉强自己，也不愿强加于人，这很像他对红学研究的态度，“每个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学术，学者个人兴趣不同，角度自然不同，不能强求彼此研究的同类化，哪怕从红楼梦里找出一个字来研究，也是对红学的贡献，学术没有定于一尊的，红学研究更需兼容并包。”

在诸侯林立、纷争不断的红学界，孙玉明算是颇为低调的存在，他坦言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不是抵触，而是避免被断章取义引起不必要的争辩。对其个人学术上的误解，他也甚少回应，“心胸决定了很多事情，争来争去没有意义，不如潜下心来认真做研究。”在他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而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性所在。

失去与拥有，包容与取舍，都是事物的两面，惟有将两面结合，才是真正体会到了全部的人生。

用文学之美铺陈学术之思

谈走向文学之路：“人生不能太顺，有点坎坷是好事”

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欢喜的遇见，而孙玉明和《红楼梦》的遇见，虽非一见倾心，也算再续前缘。

1975年，在开封当兵的表哥回乡探亲，表嫂带了一套四卷本的《红楼梦》，那是孙玉明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样子，“也只是看看，却无缘拜读”。1979年，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校园的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1980年的春天，是我第一次真正阅读《红楼梦》的开始。”

“当时，同学们说我是红学家，我还很生气，受批胡适、批俞平伯的影响，就觉得红学家是坏人，很无知。”谈及往事，孙玉明笑了。当时的他，自然没有想到，自己未来的人生图景，正是在与“红学家”的称谓中相伴而过。

看孙玉明在梳理俞平伯的红学历程时，笔调常常落到“人生宿命”上，似乎总有很多的“巧合”与“注定”。我想，人于巧合，巧合于人，大概就是一种该来就来的命运吧。

上小学四年级时，正值邓小平复出分管文教工作，当时教育备受重视，孙玉明每周可以写一篇作文，大多数情况下，还被当作初中生的范文，“当时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作家。”上大学时，别人醉心读外国文学名著时，他却偏偏不喜欢，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借了三次依然没能看完，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却痴迷得一塌糊涂。

生活，大概就是一半惊喜，一半遗憾，明明有志于中文，却阴差阳错进了外文系，学起了日语。走进理想的岔道，似乎在通往孤独的小岛，但今天看来，很多的安排自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必然。

后来，他用日文写散文，因在日本赢得优秀奖而获赠大量图书，他从中挑选了森村诚一的小说进行翻译，14万字的译著成就了他人生第一个翻译作品。

再后来，他出版了《日本红学史稿》，“一般的，搞《红楼梦》的不懂日语，搞日语的又不懂《红楼梦》，日本人写《红楼梦》是站在日本文化的高度，但《红楼梦》是中国的，我以中国的红学和日本的红学对比着写就形成了自己的角度。”可以说，这部书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虽历经颇多不易，但却成就了首部系统研究日本红学的学术专著，不仅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海外平台，也引领了《红楼梦》在国外传播、翻译、研究的热潮。

对文学的执着，并未因一次次的错过而弱化，而是在一次次的错过中，成就了更为丰厚的自己。

当年大学毕业，没能考上中文系的研究生，他被分配到咸阳西北轻工业学院教日语，学校三年之内不允许考研，他所幸利用这三年时间，看了大量有关文学史的书籍，“我就把文学史反复精读，比如，我读屈原这一章，就把有关屈原的大量原著和研究屈原的专著配合起来同时阅读。”正是这样的功夫，累积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所以说，人不能太顺，有点坎坷是好事。”

后来，在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又完成了8万多字的人生第一部自创著作《人中的丑类——奸佞》，随后参与了《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的编写和《历代文献精粹大典》5万多字的选编工作。

2014年9月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斯洛伐克——中国友好协会和斯洛伐克欧洲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大观园文化沙龙”，在布拉迪斯拉发城郊的Vajnory隆重开幕，孙玉明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前排右一）；前排左二：斯洛伐克文《红楼梦》翻译者玛丽娜·黑山；前排右二：玛丽娜·黑山之兄、时任斯洛伐克议会副议长伊万·黑山；前排左一：玛丽娜·黑山之弟、前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理杨·黑山

很多时候，天赋是需要勤奋呵护的，当年受邀编著《武侠小说大辞典》时，他一个人整理了古龙100多部武侠小说，这样的阅览，激发了他对武侠小说浓烈的热爱，随后相继催生了他的长篇小说《断肠绝情酒》《梦断江湖》的诞生。此后，他又受邀为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撰写谈武侠的文章，“灵感来的时候，一个通宵可以写15000字，写的手都拿不住笔，但不敢睡觉，就怕灵感没了。”

那个阶段，创意、创作的激情滚滚而出，《戚继光》《永乐大帝》《大唐天子李世民》《大唐娘子军》《游龙戏凤明武宗》《黑寡妇山的传说》相继开篇，“我不打草稿，直接写，精力非常旺盛，为电视剧《花姑子》写剧本，我是一晚上敲出一集，写得越快，写的就越好，简直如有神助。”

创作思维和研究思维的交织，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让孙玉明在红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不仅相较于一般学者，在解读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文学手法等方面更显独到，也让他的学术著述充满了人情味和文学之美。

“当时的俞平伯，已然成为了大陆红学界的第一号人物，他的文章，自然不会没有发表的阵地。既然对外发表有问题，那么就来个出口转内销。”当记者在《红学：1954》看到这一段时，忍不住笑了，类似的风趣幽默，书中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大量散文般优美的表述，都让阅读充满了美感。

当记者一气呵成读完时，就感觉自己似那场运动的当事人，走入被作者复活的历史情境中观察、体验，最后又像局外人般抽身离去，回到现实驻足反思。难怪有网友评价，像侦探推理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这种愉快的阅读体验，大概是对一部严谨学术专著所展现的文字功底的至高评价吧。

用思想还原历史中有血有肉的生命

谈《红学：1954》：“写这本书需要足够的勇气”

“这是一段发人深思的历史，却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在《红学：1954》一书中，孙玉明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这本书2003年出版，是孙玉明第一部关于红学论述的专著，于他本人也好，抑或于整个红学史研究而言，意义都非比寻常。

1954年的“红学运动”，是建国以后政治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学术，对此后的红学乃至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关于此段历史反思与回顾的著述屡见不鲜，甚至不乏当事人的口述实录。尽管，作为一个红学研究者来说，那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但在事、史、论三者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性的再挖掘，却非易事。

而孙玉明能够从红学史角度，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深刻评判，当属红学专著的首次。所以，直至今天谈及，孙玉明仍坦言“写这本书是鼓了很大的勇气的”。

1989年进入《红楼梦学刊》后，需要阅读大量的红学史料，因深感查找资料之苦，孙玉明产生了写红学论争史的念头。但从酝酿到出版，还是经历了颇多的心路历程。

“‘红学’何其深奥，才疏学浅的我怎能完成这项重任，1996年初我很干脆地敲起了退堂鼓……心里的想法，师友的鼓励，又使得我欲罢不能……又过去两年，依然不能开笔……最后在师友们的催促下‘挥戈上阵’……”这段记述完全可以窥见孙玉明复杂而纠结的心境。其实，即便在今天看来，一个进入红学门楣时间并不算长的年轻人，在当时敢于以此成书，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成书过程中，对于上世纪50年代掀起的胡适、俞平伯批判运动的反思和研究，孙玉明尤为注意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为此，他亲自调查、采访，用大量一手材料揭开了历史的迷雾。

但他又极为关注历史舞台上各种人物的命运和心灵感受，甚至以“倘若元月份俞平伯顺利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学习几年，他对《红楼梦》的兴趣是否会渐渐减退呢？他是否还有充足的时间著书立说？”等诸多假设情境，来表达个人在政治运动中难以保持自由意志的无奈。

在写到批判俞平伯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晦与浦江清虽然也在批判俞平伯，但替其开脱的意思非常明显时，孙玉明写下一段话：“厚道人总是说老实话, 倘若知识分子们都像他们那样，也许就会避免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起码，也不会折腾得那么凶。良知，永远是衡量人的一个标准。”这饱含了一名学者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份难得的良知的表达。

作为一个旁观者，孙玉明无疑是带着复杂的心情来评述的。他的笔触里，有批判中的理解，亦有否定中的肯定，更有斥责中的宽容和反思中的悲悯。他在解剖当时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政治面貌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的同时，也触及了一些包括当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书中，记者看到他引述了很多批判文章，而这些作者中，有很多都是他极为崇敬的长者、师者，但在引述时，他还会给予评判，甚至批判，在孙玉明看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做学问，首先要求真，“即使对同一个人，我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评判，主要还是看其在具体事件中的表现。写书而不带感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内心对他们的崇敬依然，只是就事论事，并无其他。”

正是抱着还历史以真实的态度，他的书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各种褒扬纷至沓来，不仅迅速在京、沪两地各大书店荣登畅销书排行榜，更获得两项院、部级大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之一。

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素材中，形成有血有肉的生命。尽管，其中的内容也会不时引发争议，但于孙玉明而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他愿意做那个守护真相的人。

用行动助力红学研究的推广和传承

谈《<红楼梦>赏析》：要让所有红学爱好者看得懂、用得好

中国艺术研究院行政楼的4层，有一间孙玉明的办公室，不算大，却堆满了一屋子的书，陪伴了孙玉明整整28年的《红楼梦学刊》就静静地摆在那里，从30个人到8个人，从普通编辑到副总编，从季刊到双月刊，从铅字印刷到胶版印刷，从恭王府的天香庭院到这里……他见证了《学刊》的成长，也成就了自我的红学之路。

近30年的红学生涯，孙玉明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研究红学，一个是推广红学。他策划并做客“百家讲坛”的“话说《红楼梦》系列讲座”，并常年奔走各大高校与莘莘学子漫谈《红楼梦》，“学术不能普及，但学术成果可以。红学研究也应唤起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红楼梦》的阅读兴趣。”

仅仅一个5月份，在工作异常繁忙的状态下，他依然跑了5所大学给学生们做讲座。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红楼梦》，孙玉明却觉得不尽然。3月份，他在湖州学院做讲座，14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为控制人数，学校不得不卖票，即使这样依然一票难求。中科院怀柔校区，他去了两次，每一次都被学生们的热情感动，楼道里、讲台边、身后处，全部都是学生。

“普及型、赏析性的讲解，他们很喜欢，还是要用当代人的视角，对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呈现，别让名著与‘枯燥’、‘沉闷’划上等号。”

为让不同层次的《红楼梦》爱好者有一个好的赏析体验，孙玉明著述的12卷本《<红楼梦>赏析》系列的第一卷已正式出版发行。因《红楼梦》版本复杂混乱，所以，《赏析》极为注重版本的校勘，以最接近文本原貌的庚辰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甲戌本、己卯本、列藏本、蒙府本、甲辰本、戚序本、舒序本等，以便《红楼梦》爱好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解读原文，“我会对比一个选出我觉得最好的，最符合原意的”。比如：

原文：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尤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

赏析：“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戚序本、蒙府本缺“摇摇的”三字，虽然也说得通，但却缺少了神韵。梦稿本、甲辰本为“摇摇摆摆的走了进来”，绝对不符合林黛玉的形象，而有些像大街上的流氓痞子、泼皮无赖大摇大摆走路的姿态。而“摇摇”二字，则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符合林黛玉“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特点。针对“摇摇”二字，甲戌本有侧批特意点明：“二字画出身。”

从版本校勘出发，做注释鉴赏，《赏析》算是首次，同时全书以文本段落为单位，按“原文”、“注释”、“赏析”顺序进行了编排，还对重点词汇、生僻词汇、俗语、典故一一进行阐释。《红楼梦》所涉及的学术问题，严格来说已超越“赏析”范畴，但孙玉明没有刻意回避，而是将学术与鉴赏融合，在润物无声中揉入了家世、版本、探轶等红学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以，《赏析》不仅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也兼顾了初读者与资深爱好者的不同需求。

因该书集原著、辞典、赏析功能为一体，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兼备，普适性与工具性并举，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新、最权威的《红楼梦》赏析版本之一，而面对如此高的褒扬，孙玉明本人却并未接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能自视甚高，说自己的是最好的。《赏析》系列出书，不是最终目的，我的终极目标是远程教学，然后再出录音录像，以现代人更便捷的方式，去传播和推介。其实，无论哪种形式，只要大家愿意捧起书本读下去，就是成功的。”

很多人评价，孙玉明是一个有情怀的学者，而他却和记者讲起一件往事。

1997年8月12日上午，编辑部迎来一位耄耋老人的到访，孙玉明如惯常一样热情相迎，老人问了孙玉明的名字，还就红学相关问题和他探讨了一个多小时。很多天后，孙玉明才听说，老人正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当时，我还傻乎乎问老人家，是坐公交来的，还是搭出租车来的。老人家回答：‘我们有车’。这事后来都成了朋友们的笑料。”

卓琳是《红楼梦学刊》的忠实读者，让孙玉明感动的是，知道《学刊》办刊困境后，老人主动为《学刊》筹款50万元，当提出给她寄赠《学刊》时，她坚持不受，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从邮局订阅。这件事过去整整20年了，至今提及，孙玉明依然感怀。

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做人要有一颗平常心。当老师，他亦如此。课下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上严格要求，据学生讲，孙玉明改论文，一篇论文不仅要修改六七遍，且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检查，“一个标点就可能引起句意的变化，要让学术研究有信服力，学术态度首先就得端庄。”他还以包拯断翁隆家事案为例，给记者讲起他缘何如此重视标点。在他看来，真正的学术研究，需要的就是求真严谨的态度和一颗平常心。

对话孙玉明

“不要把《红楼梦》当作百科全书”

记者：《红楼梦》博大精深，一名专业的红学研究者，需要驾驭文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医药学等多个学科么？

孙玉明：不需要，作者不是为了写这些东西而写，建筑、美食等都是为文学功能而服务的，是为了情节发展，为了人物形象塑造，为了气氛营造，不要把它当作百科全书，它是小说，有虚构、有夸张。

记者：您怎么看《红楼梦》的漏洞与矛盾？

孙玉明：红楼梦漏洞很多，比如排行错乱、人名错乱、时序错乱、人物年龄忽大忽小等等都很明显，但是出现的原因是，一是曹雪芹没有最后修改完成，二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这个很正常，毕竟不是成品。

记者：您如何评价《红楼梦》后40回?

孙玉明：我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如果没有后40回，阅读的感觉就是吊着心，后40回起码给了一个答案，总体完成了悲剧结局。续补的作者对贵族生活不了解，对前80回也没有很好地把控，很多地方弄错了，比如前80回黛玉葬花是在沁芳闸桥的墙根下，后40回弄到了沁芳桥，这里人很多，她不可能在这地方哭。

记者：红学研究需要分主流红学和民间红学么？

孙玉明：学术成果可以普及，但是学术研究不可以普及。就像我们人人可以享受电脑，但没必要人人会造电脑、会“编程”一样。主流红学和民间红学之分，是一个伪命题。学术没有主流和非主流，只有真学术和伪学术之分。

记者：有人说，当全民族都喜欢《红楼梦》的时候，在公交上看到有人读《红楼梦》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您认同这种看法么？

孙玉明：我历来反对这种绝对化的言论，14亿人口不是非要都读《红楼梦》的，要看个人兴趣，《红楼梦》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更适合文人在案头慢慢品味的。

人物简介

孙玉明，山东省诸城市人。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1989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2004年11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学术功底扎实，思维缜密，风趣幽默。著有《日本红学史稿》、《红学：1954》、《<红楼梦>赏析》等学术著作。

（2017.08.01 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