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银:在真实事实中发散理性精神

2022-12-17 10:27 作者:李炳银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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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事实中发散理性精神

——对报告文学的再接近与理解

 

著名作家李炳银

严格事实呈现 

报告文学诞生于约100多年前,当时的新闻传播手段,无法充分呈现社会生活中真实矛盾事件和人物故事时出现的一种新的文体。这种文体最初的首要目标,是将社会生活中社会公众关心,却由于地域、时间、传播条件限制等阻断原因而不能得到传播,而这些真实的事实对象对于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当下生活,重大焦点矛盾事件人物及特殊的精神情感表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作用。所以,呈现真实的社会生活对象,是报告文学对于新闻真实描述社会对象原则的一种继承和新的开拓表现。也同时构成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最为根本的立身基础。

报告文学是基于社会生活真实性的一种文学表达,这一点必须坚持和强调。近些年来,不少作家,既要借重真实性的魅力吸引读者,又不愿意受真实性的约束,就在这个问题上,以“非虚构”这样真实模糊,难以界定判断真实还是虚构的摇摆主张来搞所谓的“纪实”创作,既模糊了报告文学的分明个性文体特点,又限制了虚构文学广阔的虚构空间,还搞乱了经多年创作实践验证已经逐渐清晰了的报告文学理论观念。

正是因为如此基于真实事实的呈现,报告文学在诗歌、小说等文学文体之外,具有独特联系社会生活内容的渠道,还有建立自己独特个性和读者群体的条件,在新闻与传统的文学之外,竖起旗帜,建立营盘,建档立户,成为新的一族。呈现社会生活中真实的内容对象,是报告文学最根本的原则和生命所在。没有了这个呈现真实社会生活对象内容的基础,报告文学就失去了个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报告文学早期,之所以产生于像埃贡·埃尔温·基希、约翰·里德、左拉、埃德加·斯诺等一些活跃的著名记者之手,就是因为他们与很多社会热点矛盾和事件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接近事件真实和本相的机会,而且他们也以较早、较快的时速向世界报告了自己的真实见闻和判断。像基希对法西斯罪恶的很多揭露、里德对俄国1917年苏维埃十月革命事件的充分报告、斯诺1936年对中国红军在陕北对信念活动坚定追求情形的对外报告等等,都是通过对真实社会生活对象的呈现而实现,并进而产生巨大影响的。

呈现那些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和焦点矛盾事件人物对象,因为这些对象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是最能吸引人们眼球关注的目标。例如,在因为社会的动荡影响下,许多人以为读书无用,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环境下,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向社会呈现了陈景润对数学高峰的不懈艰难追求,描写他纯粹的科学献身精神和坚韧个性的实践情形,而这些追求行动本身又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需要的表现的时候,这个呈现就有一种石破天惊般的效果了。而正是因为徐迟的这次真实和生动艺术的激情呈现,很快纠正和恢复了此前人们因为政治运动的影响,看轻科学技术研究,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使“科学的春天”阳光和煦,生机盎然!

像赵瑜的“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能够以独特的见识发现,在中国体育活动中,存在许多溢出体育本身的功利目标和行为的时候,独到大胆地提出要尊重体育的纯粹健康美好品质,剔除非体育本身目标的内容,让体育健康发展的改革和建议,就非常的具有文明和建设意义。赵瑜在他的作品中,呈现了很多人们习惯了的辉煌壮烈欢呼场面之外的诸如有违运动员权利尊严自由的非科学训练方式,甚至用使用“兴奋剂”这样伤害运动员身体的犯罪行为追求金牌名次的行动表现情形,就非常地发人深思。

体育是一种分明激烈的竞技运动,分金银铜牌、排名次,是为了显示高度和速度等。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显示人的力量和为了人的身体健康。因此,国际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体育运动的目的还在于,带动全面运动,实现世界人类全面健康的局面。在这样的视野下,那种只有奖牌名次的体育运动目的,不惜采用非常手段争夺奖牌名次的行为就非常错误和丑陋,应当坚决给予革除。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马家军”中长跑运动队,最后却以很不体面和文明的结果收场,是一个严重的警戒和教训。

报告文学对于真实社会矛盾和事件人物的内容呈现,在不少的情况下,是需要勇气和坚持性格的。那些能够在封闭的声音环境中大胆发声的呈现,是值得敬佩和提倡的。在“文革”灾难刚刚过后,张书绅的《正气歌》为辽宁的张志新,理由的《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为上海的王申酉,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为江西李九莲冤案鸣不平等不少为在灾难中冤屈致死的人们伸张正义的作品,就很有惊世的作用。这些报告文学,以事实呈现的作用,对于当时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反思历史,拨乱反正等社会文明推进,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报告文学作家理由的《李谷一与〈乡恋〉》,则是在李谷一演唱《乡恋》这首歌曲后遭遇攻击,认为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是香港酒吧歌女之声”等时刻,凛然站出来主持正义,为维护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文化开放进步的辨识作品。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更是在医商勾结,利用特殊权力胁迫病患者做没有任何必要的反复检查,给病人开很多无关医效的药品、设法坑害病患者,从其身上捞钱的严峻时刻,呈现了一位上海医院的医生,根据自己的了解,揭露了其中的罪恶和对病人的有意损害与盘剥情景,触目惊心。这位怀着良知的医生的真实斗争和揭露,使朱晓军的呈现非常富有广泛的影响和力量,作品发表后引起很强烈的反响。所以,报告文学呈现对象是考验一个作家思想敏锐,视野宽泛,见识独到,表达精确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搬运工。

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为读者呈现什么?这是报告文学作家需要很好认真思考的课题。如上述提到的作品,作家呈现的几乎全是关乎正义,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关键性矛盾的话题,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所以,虽然这些社会热点事件已经过去很久,可这些作品却依然被人们记忆和历史存留。

艾平的《一个记者的九年长征》,呈现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坚持九年的曲折坚持奔波,终于使一个遭受冤屈并被执行了死刑的青年得以平反昭雪,得到赔偿的情形,就令人记忆深刻。但是,令人惋惜的是,近十多年来,报告文学作家自主选择呈现的能力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报告文学作家是在被邀请,被安排的情况下进入创作,报告文学几乎全是当下主流新闻话题的简单再演绎,在矛盾事件和人物上,与新闻宣传的内容方面很少有新的独特深入和推进。这些创作,看起来热热闹闹,充实了出版社的书目和报刊的版面,但似乎并没有为社会思想文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内容。需要强调的是,作家在以报告文学再接近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有新的,丰富独特的见识和深入,使之更加的具有新质内容。没有新的事实的呈现是一种机械的运动,是给水里加水的稀释活动,很少具有新的创作因子。当报告文学缺少了个性发现和内容呈现,不敢涉及尖锐矛盾,远离社会公众关注,舆论焦点,只是在伴随当下新闻报道的余音重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还会有对读者的感染力量吗?

以事明理

报告文学努力呈现社会生活中那些有意味、有蕴含的内容,是其立身社会和文学的基础。但是,优秀的报告文学,却不会在客观呈现事实的地方停留。当一个有价值的真实事实被呈现出来之后,这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个话语基础,真正的审视认识判断才需要新的开始。当然,在选择呈现对象的时候,作家已经开始了判断与取舍,为什么选择这个,放弃那个,就是包含着认识判断的过程。但是,一旦进入了对某一个对象的呈现进程之后,这样的认识判断就需要更加的集中,准确和深入。这样,才会使这次呈现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

例如,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他在选择呈现了南仁东与中国天眼的对象之后,对南仁东从这个工程的论证、立项、建设、到成功全部过程中,曾经经历的孤独无助,艰辛艰难情形,给予了很大很多的关注。当南仁东呼天天不应,得不到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夜晚独自在房间失声痛哭的时候;当他忍受病痛深入工地克服难题,看到民众全力支持,建设者挥汗劳动等情景时,他非常感动并进而意识到自己责任沉重的时候,作品对南仁东的理解就非常深入。这样的理解,是深入到人物崇高的科学精神、民族责任、爱国情怀和无私境界的层面,令人非常感动。南仁东的助手说:中国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建设成功的过程,“是南仁东人生事业经历沉重苦难的过程”。这绝不是因为“天眼”后来成功,国家才给予南仁东许多荣誉表彰所能替代的。这就是作者在呈现事实基础上的散发和发力,使呈现具有了个性和理性的深刻表达。

《震中在人心》

再如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先后出现了很多相关这次地震和救灾的报告文学,但许多都是直观和表象的记录,是带有浮面新闻性质的情景叙述。但李鸣生却独有所见的,看到了这次地震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造成的巨大悲伤和灾难,真正的震中是在人的心里。为什么会有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学校的孩子伤亡如此严重,为什么地震过去了,很多人却还不能够从惊恐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为什么很多遇难者的亲属在大悲痛时表现出无私与高尚的人性精神,为什么救灾的年轻战士在救灾的过程中成长成熟了等等。这些着眼于在人们心灵田地上的观察和发现,使作品获得了比单纯的救灾事实呈现更加鲜活丰富的内容,让作品具有了超越灾难救灾本身的范围,给人很多沉思与触动。

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通过不少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孩子的意外伤亡而给父母家庭造成的苦难与沉重的悲剧情形,对“家庭失独”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观察,提醒人们开启理性思考;陈启文的《为什么是深圳》,在深圳特区创办四十年之际,通过深圳创办的几家世界前沿科技公司如华为、大疆等创新创造的鲜活事实,真实呈现描绘了深圳的生机与魅力,也很好地由事实呈现递度到了对深圳改革开放成功历史与辉煌成就的理性思考。这样的表达,超越和有别于很多只着眼深圳历史进程和城市壮大强势的直观叙述,带有很独特和分明的理性阐发角度和论证。

《为什么是深圳》

报告文学以呈现事实为基础,真实的事实基础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明理是让这个生命更富有灵魂的行动。一块富有蕴含的石料,只有被工匠艺人通过科学、艺术的加工再创造,方才可以成为美妙的艺术品。真实的事实呈现固然重要和有意义,但作者若不能有效理性地激活与开发,显然也一定会存在遗憾。所以,报告文学作家,一定不能够满足客观的呈现,而要力争对呈现的对象有一种理性的思索与开发。而作品价值的发散恰恰就在这个开发发散的过程中会得到很好实现。正是在这个明理的过程中,报告文学表现了它区别和超越新闻报道的优势。

新闻是及时客观精简地对社会生活存在现象的描述。新闻的权威和价值就在这个不去做任何主观倾向表达的客观性上。但报告文学是作家对社会进行主观观察与独自选择表达的一种文学方式。作家的见识,爱与恨、冷与暖等主观的感受,都应该也可以通过真实呈现主观地表现出来。因此,报告文学是带有作者立场和分明态度的写作。而明理能力的强弱,也是作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观察发现和理解能力强弱的表现。没有独立主观的、趋向事实本源的理性判断,作家就会失去独立的立场和原则。不在事实中发挥自己的思考主动精神,是所有文学创作的大忌。

有效存史

报告文学因为具有写实的特殊功能,又有辨识的品质,所以就很有存史的条件。多年来,总有人将司马迁的《史记》视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源头。这样的看法虽然牵强和武断,但其中的原因是报告文学的写实功能与历史的记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相关。

在真实的事实人物记录中,确实会具备历史存留的收获,这一点无需否认。而且,如果报告文学在这个方面做好了,对于历史自然也是会有大益处。如果,依照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疑很多历史的写作,也是出于对当代事实新发现和感悟而书写的历史(这一点,在考古学上表现特别明显)。这也正是人们将许多历史写作、传记写作、地方志写作等都很自然地归划进报告文学写作领域的原因。因此,对报告文学提出存史的要求,希望作家在面对事实人物的书写时,有一种存史的庄严态度和自觉意识,并不过分。

《东方哈达》

《毛乌素绿色传奇》

如果仔细地阅读,就会发现,几十年来,真正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多数是那些与真实历史事实和人物表现密切结合的作品。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回望甲午海战的《海葬》、邓贤写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事迹的《大国之魂》、再现抗日战争期间黄河花园口事件的《黄河殇》、徐志耕记述日本法西斯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大屠杀》、张正隆描绘东北解放战争情形的《雪白血红》、董汉河报告西路军女战士惨痛失败和苦难经历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贾宏图记述中俄黑龙江边境界河关系解冻的《解冻》、邢军纪描述中国现代物理学科奠基人叶企孙人生坎坷命运的《最后的大师》、徐刚记录2003年中国遭受“非典”(SARS)攻击情形的《国难》、赵瑜追踪巴金与读者书信联系丰富情景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李春雷记述任仲夷在广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情形的《木棉花开》、阿来的藏区叙述《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徐剑从历史文化和工程建设等角度记录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萧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陈启文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袁隆平的世界》、李发锁的《围困长春》、邱华栋的《北京传》、叶文玲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丁晓平的《红船启航》、龚盛辉的《中国北斗》、彭东明的《一生的长征》等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北京传》

《红船启航》

《中国北斗》

这些在书写历史事实或人物的作品,因为事实和人物本身的历史性价值存在,无疑都具有书写的特别必要。而历史人物在这一真实生动书写中,都会得到很好的存留。

报告文学的力量目标应该更多设定在社会生活的当下,时时刻刻同面对的社会矛盾和热点焦点对象有所联系。但是,报告文学毕竟不是新闻。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应该有相对宽泛的范围和灵活的表现方式。在某些历史的内容中,未必不能够发现对当下社会生活具有很好启示性的内容。例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之一,赵瑜的《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作品面对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人生和诗歌创作表现情形,但作者却始终在追寻白居易能够写出这么多好诗的主客观原因。《长恨歌》是白居易最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其中有对于本朝圣上有尖锐的指斥批评,但却并没有因此而被指责降罪,反而大行其道,天下传颂。类似的还有陈歆耕的《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作者以传主龚自珍人生的实际经历体会,理解和书写了他面对当时社会环境,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呐喊情景。这样的历史书写,就明显具有很好的当今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在当下翻出了新的色调。

张建伟的《大清帝国的最后变革》,也在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感受和看待今天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十分的具有启示性。至于很多书写现实生活事实人物的作品,是更加直接和密切的当下关照和理解,是一种现场的感受与反映。历史总是瞬间和长远。很多现实重大事实事件人物的书写,就是在进行着很好的历史记录。像李鸣生用系列作品描述中国航天工程进步发展的《航天七部曲》、梅洁报告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大江北去》、曾平标书写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中国桥》、许晨讲述“蛟龙号”深海潜水器情形的《第四极》、丰收记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十年守护建设新疆壮烈历史的《西长城》、杨守松的《大美昆曲》、王若冰的《渭河传》、聂还贵的《中国有座古城叫大同》等等。正是在很多历史现实的事实人物书写中,作家的现实关注焦点和思考高度,带有很好的当下影响力及历史书写价值。由此,我在1997年时,提出了“史志报告文学”的概念。对此似乎大家都是接受的。

《第四极》

所以,报告文学虽然不完全是历史学家书写历史那样的研究和行动,不是以还原书写历史为单纯目的,但报告文学因为呈现真实的事实和人物无疑具有历史的性质和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既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在坚持真实性这个原则上不能够丝毫动摇,也要求报告文学能够从对于事实和人物的把握要有经得起历史鉴定的理性认识与判断。将这些方面把握好了,作品存史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成功了。

需要再强调的是,报告文学既然已经成为文学家族的一员,那么它的个性特性也需要很好地加强与不断提升。在意识到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应当与传统的,以诗歌、小说定义的文学性有所区别之外,还要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理性史性等特点视为其文学性的有机部分的同时,报告文学依然要在从选择对象、叙述结构方法,细节运用、语言修饰、资料取舍、环境描绘等方面有用心的努力。让真实的事实人物焕发出生动叙述、艺术形象、智慧精深的魅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出的声响独特,是报告文学永远的追求。

(2022年第23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