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保护文化多样性 守住民族根与魂

30多年前，他独自参五台、谒武当、拜九华、觐峨眉、涉敦煌、步云冈，探穷乡经僻壤，在深山老林里的荒郊野庙中寻觅宗教音乐的根脉。而今，在现代化冲击下，他又潜心找寻着“民族性”这片埋入历史尘土中的“金叶”，开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倡导民族音乐多元化的别样舞台。

林军 摄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引领者田青的采访联系工作大概从年初就开始了，却直到前不久才成行。一度以为他不善与媒体往来，后来才发现原是我错了。田青真的很忙，从他时不时就会出现的学术论作就能看出。大江南北，论坛讲台，乡野山间……总能看到田青探究中华文化，启迪民族艺术的身影。他虽已髯鬓华发，但仍活跃在其所钟爱的各个领域间。

田青自称是个“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人。他从没苦心积虑地准备些什么，反倒是自然而然的在很多未知畛域做出了自己的建树。这种“无心栽柳柳成荫”的经历，丰满着他的人生，也丰厚了他的学养。

仆仆风尘 寻找“活着”的古代音乐

有朋友曾经问田青，“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他说是他赖以谋生的职业正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我非常有幸从事了一个可以称为‘事业’而不仅仅是‘事情’的工作。”能把佛教音乐作为一个专业研究，在全国范围来说，田青是第一人。

1973年，身为“工农兵学员”的田青进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师从高燕生、张国雄、王仁梁、杨今豪等音乐大家。毕业后留校执教，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名作欣赏》。

2003年，田青在左权县与歌手石占明同奏小花戏

西方音乐有很多音频资料可播放，田青甚至不用备课就能轻松自如地上完一整堂鉴赏课。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所有内容却只能依靠“古书上说”。很多“活着”的音乐因为没有得到考证，而无法证实它与中国古代音乐的关系。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没有流传的作品，学生们根本体会不到直观的旋律。“现世之人没有福气再去聆听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了。”田青忧心忡忡，“中国的古代音乐真的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吗？”

在苦苦思忖之后，田青把目光投向了寺庙。“古代音乐保存的比较好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寺庙。保守封闭的庙宇与世俗社会隔着一道墙。对于寺庙来说，从古至今都是以恪守成规的传统为准则，以古老为美。”田青发现，宗教音乐隔绝了俗世的侵扰和时光的锉刀，保持了传统的延续，可以说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活化石。

但涉足其中田青却认识到，对于佛教音乐的研究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很多宗教音乐虽然与古代音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还不能像设想的那样，找到某个曲子就证明出自哪个朝代。”对于佛教音乐的痴迷与疑惑，于那时起便在田青心中埋下了种子。

1981年，田青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师从杨荫浏和黄翔鹏研究中国音乐史。然而，杨先生这位中国音乐史学的泰斗却并不支持自己的关门弟子从事佛教音乐的研究。在老师看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大地上还有多少佛教音乐可供研究呢？一年之后，杨先生去世，田青放不下自己对佛教音乐的牵挂，一头扎进了浩瀚的佛乐之中。

研究中，田青偶然看到了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过山东赤山院的一首赞子。他把曾经记录过的其他寺院乡赞中几个不同曲调进行了比较，竟然大同小异。这一发现给了他灵感，“空间上的相似性是否可以印证时间上的相同性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田青开始了艰辛且不知疲倦的学术探索之路。

“我揣着300元人民币，背了一个破录音机、一壶水和一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独自前往五台、峨嵋、九华、普陀、敦煌等地，造访了前藏、后藏、安多、康巴等数百所汉、藏寺庙。在此期间，我特别留意穷乡僻壤、深山老林的荒郊野庙，我始终坚信，只有在人迹罕至的山野里，才会有珍宝。”

为了研究佛教音乐，田青与寺庙的僧人们一起吃住，一起上早课。第一次在五台山过堂（吃饭）的情景，田青至今还记得。“冬天封山，庙里人不多，吃食也有限。我看了一眼分饭人笸箩里的主食，有干窝头、硬馒头，还有剩了一半的饼子。当时分给我的是半个窝头和一根油条，那油条硬邦邦的，应该被放置了很久。”虽然难以下咽，但田青还是吃光了它们。在他看来，只有与寺院的生活融为一体，才能与真实的艺术更加贴近。

十几年中，田青风餐露宿，像寻宝般地跑遍了大江南北的大小寺院。最终找到了“隐藏在时间背后的古代音乐”。这艰苦与荣耀并存的旅程，不仅让他挖掘出很多珍贵的古代音乐资料，也成就了他作为中国宗教音乐理论家一代宗师的无尚光荣。

追古溯今 聆听佛教音乐的根与魂

在田青办公室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套木盒装的《中国佛乐宝典》。那是他的至宝，更是中国音乐界的珍品。40盘饱含着田青10年心血的磁带，镌刻着历史与时代的印记。

田青在太行山麓采风

田青被音乐学界及佛学界公认为中国传统宗教音乐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迄今为止，他已经发表宗教音乐论文近30篇。27万字的《禅与乐》一书更是他将佛教与音乐交融于胸的心灵回响，也是他捧给众生的对法音的立体解读。

1985年，田青撰写的《佛教音乐的华化》成为中国大陆第一篇关于佛教音乐的学位论文。文章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逐渐华化的过程。这篇文章不但受到我国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而且也颇得其他社会科学界的嘉许。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史学家任继愈先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文是研究我国佛教音乐的一篇开创性力作。

“佛教音乐的传入，与佛教有着紧密关联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田青告诉记者，如果从音乐社会学而不是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去观察中国传统音乐，把音乐视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看成是一门技术或某种形式，那么，把中国传统音乐分成四大类：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便是一种合适的分类方法。因此，忽略了对中国宗教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便无法得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总体认识。

研读田青的许多著作可以了解到，南北朝时，佛教音乐已开始华化，在日益繁兴的同时，逐渐与中国固有音乐（主要是民间音乐）融合，开始产生能够表达中国佛教徒思想、理念、感情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曲出现了。

时至唐代，佛教音乐发展到了顶峰。而唐文化的不朽光辉中，就含有宗教文化的重多成分。

禅宗兴盛之前的中国佛教，很重视用音乐来开导众心的作用。中国的第一部僧传——梁会稽嘉祥寺沙门慧皎著《高僧传》，即专辟有“经师篇”与“唱导篇”，在其十大门类中占据其二。田青指出，佛教音乐美学，与儒家的音乐美学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把“中正”、“平和”、“淡雅”、“肃庄”作为基本原则。儒家的“乐”要为“礼”服务，音乐要服从政治。而佛教徒也把音乐视为弘扬佛法的舟楫、宣传法理的利器。佛教徒认为，佛教音乐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赞佛功德”，一是“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而“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则是唱导师最重要的任务。

“寺庙里的各种仪式都离不开音乐，这本身对音乐就是一种贡献。另外，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对于战乱，以及大的历史变动当中，它能相对安静的、客观的起到保存文化典籍的作用。”田青认为，在中国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曾不断向中国固有音乐提供新的乐曲、乐器、乐谱、乃至音乐理论。这些新鲜血液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容，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力，增加了新的体裁、形式、风格，并最终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

大爱无疆 把真诚放在艺术的首位

2003年11月，“佛光照神州 法音宣两岸——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大陆梵呗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那晚，是田青无法磨灭的记忆。初冬的北京，小雪之后愈觉清冷，但中山音乐堂内却温暖如春，梵呗海潮音与如雷的掌声震撼了整座大厅，使数千听众的心随之起伏激荡。

佛光山梵呗音乐会的成功举行，不仅是海峡两岸破冰的重要之举，更让田青实现了14年前对赵朴老的郑重承诺。

田青主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音乐会从北京演到了上海，再到台湾，直至2004年，田青又把它展现给了全世界。由两岸佛教界三大语系、八家寺院、共150名僧人组成的“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包机前往美国、加拿大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巡演。

此次活动，令星云法师对田青赞许不已。“如果说，佛光山在两岸未通之时，得以宗教先通，乃至后来两岸文化的交流上有一点点贡献，其中之一，就是要感谢田青教授的穿针引线……田教授所做的一切，在个人，是专业的领域，但这已不只是他小我的成就，而是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大我的贡献。”

田青不是仅仅伏案于书斋的学者，也不是甘于边缘存在冷眼观潮的理论人，他的心在国家，在民族，也在佛教。为了佛光山梵呗赞颂团能够来京举办演出活动，田青跑了整整一年。“信念、智慧、毅力一个都不能少。”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包容了多少曲折的故事，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

做学问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田青心中，自有尺度。“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般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把民族看得比家庭重，家庭比自己重，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面对民族大业，面对关系到许多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命运的时候，哪个才更重要？这一点，是一个音乐学家始终应该记住的一个道德标准。”

“思考佛教文化、佛教音乐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佛教的高僧大德还是儒家的先贤们，对音乐的看法其实都是一样的。”田青不无感慨地说，“儒家讲‘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样的道理，无论是儒是佛是道，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通过文化来弘法，来促进我们的社会进步，这应该是需要佛门、学界共同努力，并且是大有可为。”

原生态唱法 张扬个性的天籁之音

改革开放以来有两种音乐形式对乐坛形成了强烈冲击。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二是21世纪初的“原生态民歌唱法”。在第二个领域，田青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如果说沉浸在佛乐文化中的田青像一个安静的居士，那么，当年在央视“青歌赛”上对原生态音乐大声疾呼的田青则更像是一个不屈的“战士”。

田青在美国、加拿大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主持两岸“中华佛教音乐团”巡回演出

田青是一个对眼前物态不能视而不见的人。心之所属，便要一探究竟。但对于成为原生态唱法的开辟者，他却总笑称这其中有些“误打误撞”的意味。

2000年，第九届青歌赛节目组邀请田青去当评委。复赛时，他一天听了几十个，听来听去就听烦了。“第一个感觉是，上百人唱的就只有那么几首歌，声乐教学用的歌曲同时又适合比赛的歌曲，真的很少。第二个感觉是我闭着眼听，几乎听不出区别来。所以后来很偶然地让我点评，我这一肚子火便被我委婉地说出来了。我说：我听他们唱呢，感觉到一个问题，唱得都不错，但是相似性太大。”回忆当年的情景，田青历历在目。“上世纪50年代没有电视，电台里播放歌曲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能分辨出是哪位歌手。一听，这是马玉涛，这是王昆，这是郭兰英……绝对听不错，但我现在光听不知道谁唱，我必须到屏幕那里去看。这种‘千人一声’恐怕不是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艺术的大敌。”呼吁青年歌手“张扬个性，拒绝平庸”的田青引起全国观众的极大反响。从专业名人变成了公众名人，他随即在歌手圈有了个“雅号”——“冷面评委”。

从“原生态”一词的梳理中，可以看到隐伏于田青思想的一条线索，衔接起来，就是他近年思考的系统。

在研究佛乐的过程，田青并没有一味地将自己闭关于佛堂庙宇的须弥世界，他把对音乐的感官深深扎在了庙堂之外的田野大地。在这里，他感受到的是原始的生命力，听到的是民族音乐的根脉传承，那种沁入骨血的文化力量像遗传基因一样流转于中华民族的性格中。

在田青不遗余力的振臂高呼下，央视于2006年第十二届青歌赛正式设立“原生态唱法组”，成为继“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鼎立格局之外的另一新看点。赛场上站满了新角色，观众济济，网评如潮。

放羊的石占明，海菜腔传承人李怀秀、李怀福姐弟纷纷显露头角，“原生态唱法”渐显风靡之势。

面对传承了几千年正慢慢消逝的民歌发展现状，田青提出了“民族唱法多元化”——“向民间学习，走多元化的道路，从民间找根，找生命力，向兄弟民族借鉴技巧和多元化的艺术手段，摆脱‘民族唱法’单一化的困境。”他强调说：“现在很多歌手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科学化、规范化。而科学化、规范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具备了批量生产歌手的能力，但却抹杀了个性。”

田青指出，我们之所以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倡“原生态”民歌唱法，就是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我们的根和本。“民歌和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民族的DNA，是民族精神的根与魂，也是民族的一个标识。任何艺术一定是多样的，一个乐种、一种唱法、一种音乐形式都不可能独占舞台。我们的音乐要坚持独特的民族韵味，找到传统音乐的本质，让民族精神找到它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只有这样，中国音乐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之巅。”

“非遗”文化 比发展更重要的是保护

21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大事件莫过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名词的出现。“非遗”始起，概念莫明，机制莫筹，众说纷纭。那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大家头脑中满满当当装着一个词——“发展”。随着经济建设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之后，全社会逐渐在猛醒。这便是文化自觉。栖身于此的田青也同样看到了问题所在，“现代化的目标，是绝不能丢失我们的民族性。绝不是以牺牲我们的传统，牺牲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来换取。”

为录制《中国佛乐宝典》，田青历时十余年时间，行程逾十万公里，多次访名刹，谒祖庙，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地对传统佛乐进行了“原汤原汁”的忠实记录。全套音频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囊括了中国各地佛教音乐之精粹，既有历史悠久、典雅庄重、通行所有汉传佛教寺庙的庙堂唱诵，又有异彩纷呈、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佛事音乐  林军摄

彼时，社会亟需一批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辨析名称，阐释义理，进而推动政府制定政策。于是，冯骥才、资华筠、田青等人聚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周围，召开会议，撰写文章，设坛宣讲，编撰书刊，举办展览，组织演出，先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再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田青主当其位，任“国家非遗中心”副主任，成为共撑大局的核心人物。他不但为此项事业的推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核心理念的梳理，提供了思想资源。

人逢其时，器逢其用。田青总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大程度发挥才干的“非遗”时代，他储备了大半辈子的知识，一股脑派上了用场。

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第一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及演出活动，田青既是策展人，也是演出总导演。“当时展出地设在国家博物馆，但博物馆并不看好，只给了一周展出时间，我又协商争取展出半个月。”田青回忆说，“展演集中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邀请了手工技艺艺人、民歌手等民间艺术家一百余人，于2006年元宵节开始展演。在办展览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还不为人知，但展览到第三天便引起了轰动，应群众要求，博物馆的展览时间总共延长到了一个月。”

2011年2月，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它的通过，标志着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升到国家意志，上升到法律层面。但这个过程却伴随着复杂且艰难，甚至充满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最让田青担心的是，在以发展“非遗”的创新过程中，一些人把自己丢掉了。“艺术和文化本来是多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就是要保护它的多样性。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谈到文化的多样性，自然会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精华”与“糟粕”的定义。田青说，“不要以为这个概念很简单，有些东西轮不到我们来判断对错，它却决定了我们究竟是谁。当时间与空间转换之后，人们的态度会大有不同。”

对于传统文化，田青始终保持着辩证客观的态度。“糟粕当然不要保护。但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谁来判定？不但时间会让人们对糟粕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空间也会造成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对美的要求不同，审美观也有很大的差别。当人类经历观念的反复之后，现代人起码应该有一个意识，即文化是多元的，自己不喜欢不一定就是糟粕。”

正因如此，田青一直强调，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在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边缘化，已经绝大部分消失的传统文化，首先要把能够找到的先保护下来。对与错，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评判。

由最初保守的抢救和保护，到现在提倡积极的“生产性保护”，再到鼓励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发展与利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经历着一次重大转向。然而，田青却一直执著地充当着“保守派”先锋。在其他学者大力研究如何开发利用，如何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之时，田青却执拗地将苏州昆曲搬进北京，目的在于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传统昆曲；在大家都在为基层非遗的发展和产业化冥思苦想之时，田青却在演讲中又一次摇旗呐喊“为什么‘非遗’一定要发展？”

“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同质化的发生。不要把自认为现代化的东西用来改造传统的艺术，那样就变了味道。如同昆曲，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说，‘昆曲只有老年人喜欢，应该让它也变得时尚起来。’我却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心理去对它加以‘流行性’改变的创新方式。我想，所有的人都会老去，到那时，他们便会用一种纯粹的心态去对待所有古老的艺术。昆曲已经等了你600年，不在乎再多等30年。我们的传统文化，应该有这份自信，并且保留下这份特质，这份美。”

人物简介

田青，1948年出生于天津。佛教音乐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佛教音乐的华化》、《禅与乐》等多部著作。上世纪80年代末，首先将中国佛教音乐带到国际舞台，为促进两岸和平及国际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因在中央电视台“青歌赛”上力主“原生态”唱法、主张文化多样性而引发中国声乐界的讨论和反思，其音乐批评在我国音乐界有重大影响。

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执行副主任，为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7.09.16 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