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守常守心 担当为民

2021-09-04 17:33 作者:邓丽君 王爽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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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在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两位是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一位是瞿秋白的继女瞿独伊,一位是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1920年4月,在李大钊为建党奔走的日子里,瞿秋白加入他所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1年后,他们的后代共同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作为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他们真正用信仰的明灯,照亮了初心,也护卫了红色血脉,并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2021年6月29日,李宏塔荣获“七一勋章”。在他看来,这样的“高光”时刻属于革命先辈,“回望我们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多少前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2021年7月14日下午,李宏塔回到故乡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亲手将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

从获得“七一勋章”那刻起,他就希望将其捐给家乡,在他看来,正是这片热土,孕育了爷爷和父亲这样忠诚的革命者。

1990年,李宏塔陪父亲李葆华(右)在家中下棋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李葆华,一度被百姓称为“李青天”。

如此的家庭背景,却从来没有成为李宏塔“居高自傲”的资本,他总是讲,“红色后代”这个身份,带给自己更多的是责任,而非光环。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只是不断提醒自己,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把人生过得更加干净纯粹。

在民政系统工作的18年间,他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每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足迹遍布全省每一个乡镇。他传承祖父、父亲意志,始终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为政勤、为官廉、为民实,真正成为了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李宏塔常用这副自撰的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

李宏塔与家人在李大钊塑像前合影

如今,李宏塔已是古稀之年,但仍乐此不疲地担任着中华慈善总会的高级顾问。在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地推广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他深入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县城、村社进行考察调研的身影,他也一如往昔地常常自掏腰包进行捐助,他讲,“为慈善事业贡献余热,是我晚年的一件幸事。因为它能更直接地为困难群众服务,也能体现我这名老党员的价值。”

“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

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父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未娇惯过,更未让他们搞过特殊化,这也让李宏塔很小就具备了平民意识。

李宏塔出生时,开国大典正在筹备中,父亲李葆华整天为革命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母亲田映萱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委员,工作繁忙,一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所以出生刚刚19天的他,便被父母送到托儿所,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中学毕业之际,父亲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即便在这样的职位上,李家饭桌上仍是常年只见青菜不见荤腥。父亲常对他们讲,“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绝不允许搞特殊化。生活中,会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了,那人民就该骂我们了。”

父亲朴素的作风,在李宏塔心里扎了根。中学毕业后,只有16岁的他便报名参了军,随后,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成为一名农垦兵。临别时,父亲对他讲:“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在部队,李宏塔样样都干,每日犁地、播种、插秧、除草、沤田,不怕苦不嫌累。你很难想象,他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稻谷。在部队3年间,他从未懈怠过,先后被评为“劳动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退伍后,即便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李宏塔也是勤勉努力的。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厂子按“连”分,化工厂是一连,生产毒性最强的“六六六”农药,他每天就与工友们戴着防毒面罩上岗。由于积极肯干,他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并于1973年被推荐进入合肥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他仍然回到原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他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021年6月12日,李宏塔在家中书房读书,墙上挂着祖父李大钊和祖母赵纫兰的相片。李宏塔认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单单是讲写文章的事情,也是爷爷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改革开放之年,对李宏塔意义非凡,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式走上领导岗位,陆续担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与民政部门结缘,源于李宏塔的人生志向。38岁那年,即将离开共青团岗位时,组织部门曾征求李宏塔调动意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政厅,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在当时,很多技术员都选择了比较轻松的部门,可李宏塔选择的却是最难的。要知道,民政工作面对的是最困苦的群众,要办理的事情千头万绪,可他却讲,“我喜欢直接与困难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合我意。”父亲得知他的选择后,也大加称赞:“你跟我想到一块了,要想为人民做事,必须跟困难群众打交道,只有他们最需要党的阳光。”

在民政系统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他有一个“反方向工作法”被众所周知,就是下乡时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步行进村入户检查工作。

他讲,“必须离开公路,直接去问老百姓。沿着公路转,隔着玻璃看是了解不到真实情况的。”在困难群众家里,他亲手掀锅盖、查米缸、看存折、问细节,全面了解政策落实和救助金兑现情况。遇到没有落实的情况,他会立刻打电话给当地民政部门,当即解决问题。他常说:“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到乡镇了解情况,最后到县市听汇报,如此的工作方法,让汇报工作的人,丝毫不敢掺杂水分。

李宏塔是一个极为务实的官员,当年刚刚荣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时,他便针对安徽历年水灾频繁的状况,率先提出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之后,他一个一个的县市跑,狠抓落实。因有备而战,在随后安徽遭遇的百年罕见的大水灾情时,灾民才得以被安置得很好,这也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评价。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灾,为摸清具体灾情,李宏塔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起早摸黑,一个乡一个村的来往奔波,人瘦了一大圈,嗓子也说得哑了。在受灾群众的帐篷里,他感受着帐篷与机关办公室的温差,竟然让机关为5万多受灾群众腾出办公室做住处。他讲,“群众安置绝不能有丝毫马虎。”看到李宏塔为老百姓如此舍命奔波,一位老干部动情地说:“从宏塔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的革命家风,看到了革命后代的精神风采。”

安徽曾是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在总结汇报该项工作中,李宏塔实事求是,提出了税费改革后农村优抚对象和“五保户”优待供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给省里的报告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的拳拳之心,他的报告引起了省委和中央的高度重视,最终税改费中容易忽视的困难群体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7月14日,在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李宏塔将“七一”勋章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乐亭县委书记李轶(前排右一)从李宏塔(前排左一)手中接过勋章,并向李宏塔颁发捐赠证书  中新社发 刘江涛摄

作为省厅级干部,按规定是有配车的,可当了10年民政厅长的李宏塔,除了外出开会和下乡,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曾有好心人劝他:“你这一搞,厅里的副职怎么办?别的厅局怎么办?”李宏塔哈哈一笑:“按规定办,该坐就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骑车也是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嘛!习惯了,改不掉。”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还自称是“与时俱进”。 

当地有记者就此事采访李宏塔,他却说:“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没什么好说的。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

在民政部门工作时,父亲李葆华已调至北京,每次见面,李葆华都会问李宏塔最近有没有去基层,困难群众生活得怎么样,并嘱咐他,对工作要高度热情,不要总往家里走。父亲的谆谆教诲,让李宏塔受益匪浅,这也是他能在基层沉下心来始终为民干事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8年,60岁的李宏塔卸任民政厅厅长,一向不喜欢开后门的他,找到省委领导提出要到政协负责扶贫工作,最后他如愿以偿。他带队的调研,是公认的行程满、节奏快,他喜欢四处“寻丑”“揭短”,专挑条件差的地方去。农村的寄宿学校,城里的养老院、老旧小区……都是他关注的重点。可以说,无论在哪个岗位,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都是他心中最大的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人们在历年全国两会上,也总能听到他为困难群众的积极“发声”……

在李宏塔的印象中,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百姓事情无小事,百姓如天。”父亲告诉他,爷爷李大钊早年有句名言:“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他也因此时刻提醒自己,官越大,越要了解百姓疾苦,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这就是血脉传承的力量,也是一代代共产党员坚守的理想信念和为民情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莫大的幸福”

从1981年开始,李宏塔就已经是副厅级领导干部了,按照安徽省政府1982年的规定,他这一级别的领导,可以住70—95平方米的住房。

可你却很难想象,直到担任民政厅厅长,他都始终住在55平方米的两居室内,这套住房在整栋楼的最西面,冬冷夏热,屋内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好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全屋最时髦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制沙发。

有统计显示,自1987年调到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以后,李宏塔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而他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1998年是最后一次分房,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他又一次不顾妻子埋怨放弃了机会。有人提醒他这是“末班车”,他却幽默地讲:“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对住,他不讲究,对吃、穿,他同样不讲究,不抽烟,不好酒,不上歌厅,也不会去洗脚房。在他看来,一个人是否富有,更多在于精神层面,物质方面并不太重要。

这一点像极了他的祖父和父亲。

其祖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仗义疏财是出了名的,工资每月120块大洋属于高收入,但却经常因为资助他人过度,造成家里日常开销困难,儿女上学一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甚至无钱安葬。

2011年1月14日,时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宏塔(前右)在安徽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慰问困难群众

其父亲李葆华,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家中简朴得更是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李宏塔在民政厅一干18年,其间有许多人为他得不到升迁而“打抱不平”,可他却泰然处之,从未向领导提出过要求,这与父亲李葆华有关,他从不为子女的升迁打招呼,每当子女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时,还要嘱咐对方务必严格要求。

这令人敬重的家风,使李宏塔的清贫变得自然而真实。在基层调研遇到困难群众,他就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的事情,总会不由自主地自掏腰包帮一把。李宏塔的同事回忆,每次单位组织的各类公益捐款,他都因捐款数额最大,名字排在第一位。“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李葆华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他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李宏塔还记得,小时候,曾有人给家里送去几袋新疆葡萄干,他拆开一袋就吃,父亲下班发现后,立刻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只有一个权利,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他让家人将葡萄干退回,李宏塔吃过的那一包,也折价退款。

有人会问,时代不同了,这样的做法会不会不近人情?可对于李家人而言,这就是家风。

2008年,李宏塔的儿子李柔刚结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送了不少礼金。为了不影响当天氛围,李宏塔让婚礼正常进行,但第二天,每个参加婚礼的人都收到了退回的礼金。

“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亦是李宏塔一辈子的执着追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够心平气静地固守清贫,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装潢门面。

2005年7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的长篇通讯,文章主要写的就是李宏塔的事迹。

时光回到1998年,正在读大三的李宏塔的儿子李柔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面对党旗,庄严说出“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时,他内心无比震荡,因为那是曾祖父、祖父和父亲践行过的人生选择……

李家几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斯人已逝,精神尚存”!

(2021.08.01 第15期)